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沙可夫和许多憧憬着美好未来的年轻人，来到江西瑞金，在一栋土墙瓦屋中，以笔为武器，记录着时代的石破天惊。

　　《红色中华》，那名字中的一团火红，代表着这一群年轻人对新中国的热切向往，那一篇篇文章，都是他们为新中国勇猛战斗的足印。

　　88年来，新华精神穿越流淌的岁月，融入新华人的生命，一代代新华人始终践行“对党忠诚、勿忘人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新华精神，记录下时代风云，书写着不朽历史。

　　1933年8月10日，刚过立秋。赣南瑞金一处偏远的乡村，有位戴着眼镜的儒雅男青年，用火一般的热情为心中的“她”作了一首诗，刊登在当天的《红色中华》报上。

　　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沙可夫和许多憧憬着美好未来的年轻人，来到江西瑞金，在一栋土墙瓦屋中，以笔为武器，记录着时代的石破天惊。

　　《红色中华》，那名字中的一团火红，代表着这一群年轻人对新中国的热切向往，那一篇篇文章，都是他们为新中国勇猛战斗的足印。

　　1931年，本轮世界经济危机的第3个年头，纪实故事和爱情杂志成为治愈人们精神伤痛的心灵鸡汤，美国大众杂志《读者文摘》备受读者追捧。

　　中国国内局势也更加波诡云谲，长江暴发特大洪水，向红军接连发起“围剿”，日本阴谋制造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在一间土墙瓦房里，21岁的发报员刘寅用电台播发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消息。这条电讯，是当天刚刚成立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发出的第一条红色电波。

　　犹如黑暗中的闪电，从此，中国党的声音，以及她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通过红中社的电波，越过万水千山，传向全世界。

　　一个月后的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刊。1932年2月4日起，《红色中华》改为中国党苏区中央局、中国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全总苏区执行局合办的中央机关报。

　　有很长一段时间，红中社和《红色中华》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在1932年底，《红色中华》编辑部专职人员也就两人。

　　编辑李一氓住在瑞金城，与编辑部所在地相距十里。每周六下午，他从瑞金城骑马到叶坪村，利用中央政府大厅做编写工作，晚上则随便找个地方过夜。第二天吃完午饭，发了稿，他又骑马回城。

　　29岁的李一氓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战士，24岁参加南昌起义，任南昌起义参谋团秘书长，还曾在上海从事党的保卫工作。1932年10月到1933年1月，他主编了约三个半月的《红色中华》。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红色中华》在中央苏区出版了240期，发行量从最初的三千份增至四万多份，超过当时著名的《大公报》。

　　瞿秋白是苏区时期最后一任红中社负责人。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留在苏区，领导工作人员继续出版了24期《红色中华》，直至1935年1月，掩护了红军主力转移，激励了苏区军民继续战斗。

　　“时至今日，《红色中华》依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红色宝藏，成为研究中央苏区历史的权威资料。”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梅黎明赞叹道。

　　作为党史专家，梅黎明去过全国各地许多历史博物馆。他留意到，这些博物馆在介绍相关史料时常常引用同一张报纸——《红色中华》。

　　从2013年开始，历时五年，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组织全体老师将中央档案馆珍藏的《红色中华》《新中华报》影印本整理成电子文本，总字数约1520万字，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为更多人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以及红色新闻史提供了资料来源。

　　1935年11月25日，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中社恢复新闻文字广播，《红色中华》复刊，当时并不知道瞿秋白在苏区继续出版《红色中华》，因而接续长征前的期码，为第241期。

　　1937年1月，迁入延安的红中社根据中央决定改名为新中华社，简称新华社。1月29日，共办了324期的《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在延安继续出版。

　　烟云不曾过眼去，作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耳目”“喉舌”，《红色中华》见证了党人执政预演的初心与使命，记录了苏区军民战斗生活的点点滴滴。

　　记者运用新华智云“媒体大脑”对《红色中华》进行的高频词大数据分析发现，“群众”一词在《红色中华》上出现了10886次，仅次于关注次数最多的“红军”，后者出现了13316次。

　　千百年来，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从未发生如此新奇的变化。农民获得土地，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妇女翻身解放，儿童实行义务教育，全体苏区人民享受权利。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业已宣告成立……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红色中华》在创刊号上刊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第一号）》就揭示了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红色政权属于人民。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刘付春分析说，积极动员根据地军民投身苏维埃各项建设是《红色中华》宣传报道的第一要务，它以命令、条例、指示等形式刊发各类公文达473则，内容涉及苏维埃建设的方方面面。

　　“所有农夫农妇儿童等都带着满脸的微笑争先恐后地跑上前来欢迎我们……”1933年3月30日，第65期《红色中华》用一个整版报道了苏维埃干部、红军战士组织春耕突击队帮助群众开展春耕的情况。

　　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是《红色中华》关注的主要内容。“发展”一词在《红色中华》上出现2779次，“经济建设”出现677次、“春耕”出现948次。

　　激烈的反“围剿”战事，一直是《红色中华》关注的重点，“敌人”“战争”“围剿”分别出现3843次、1586次、1263次，排在高频词前100位。《红色中华》通过报道红军胜利的消息，激发全国人民反抗派统治的决心和信心。“胜利”一词在《红色中华》上出现 4039次。

　　1931年12月14日，在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领下，第二十六路军官兵1.7万余人成功举行“宁都起义”，加入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

　　“红军第五军团，自成立后，到处受工农群众的热烈欢迎……”起义成功后，瑞金举行了欢迎大会，起义将领由等陪同，参观了红中社。《红色中华》以《五军代表参观各机关》为题刊登了消息。

　　中国党人很早就意识到，唯有斗争，才能胜利。在《红色中华》，“斗争”一词出现3895次，其中“思想斗争”“群众斗争”“武装斗争”分别出现100次、139次、46次。

　　“《红色中华》创办于艰难的战争岁月，她通过刊发社论、宣言等号召群众武装起来，开展的民族战争，求得国家的独立和解放。”刘付春介绍说。

　　“一九三六年已经开始，一幅幅斗争的图画展开在我们眼前。在冰天雪地的东北四省我们数万英勇的人民军正在和血腥的日本强盗，进行艰苦的战争……我们希望一九三六年的大风暴与大火焰将把日本帝国主义卷到汪洋大海中去。”

　　刘付春介绍，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国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全国人民抗日浪潮高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那一时期《红色中华》的重要内容。

　　中央苏区地处偏僻，但那里绝不是个封闭的小山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刻放眼打量着这多彩又多变的世界，《红色中华》亦观察全球，报道世界。

　　在北西伯利亚，有一座位于北极圈内的名叫伊加卡的小城，那里生活着三十多个民族，夏季河流开冻之时，小轮船行驶十四五天就能到达，冬季则是漫漫长夜，温度能下降到零下六十摄氏度。

　　1933年1月，《红色中华》一则《苏联新建北极圈内一小城三月尽昼三月尽夜之奇境》的消息，向读者介绍了伊加卡的情况。

　　那时，北极对苏区群众来说，已不算太过陌生，“北极”一词在《红色中华》上共出现15次。只不过，当读者还在畅想这片遥远之地时，宁静总是被战火打破。

　　《红色中华》较多转载塔斯社、路透社等国外通讯社稿件，内容多关乎莫斯科、伦敦、华盛顿这三大信息中心。根据数据分析，“苏联”出现次数高达3432次，“美国”出现692次、“德国”出现648次、“英国”出现506次，“非洲”“美洲”分别出现14次、10次，周边邻国“印度”“朝鲜”等分别出现58次、79次。

　　对同一区域的报道主题较为相似，涉及莫斯科、列宁格勒的内容多反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苏联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涉及英国、美国的报道，多反映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及工人运动。

　　当时，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不过十余年。《红色中华》以极高的热情，好奇地打量着这个既亲切又遥远国度的一举一动。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自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建立了国家工业化的强固基础，第二个五年计划，更注意于国家电气化一项，最近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发关于建立水电工程的命令。”

　　“先前在北冰洋过冬的旅客，多是与世界隔离的，但现在却可以和外间通报，不如昔日之孤独了。”《红色中华》以欣喜的口吻报道了这则苏联开发北冰洋建立无线电的消息，向苏区的读者介绍着“在胜利中前进着的苏联”。

　　《红色中华》尤其关注邻国日本的动态。据刘付春统计，《红色中华》登载的国际要闻、国际消息936则。其中，关于日本的报道593则，占比达63%。

　　中国党高举抗日大旗，并通过《红色中华》报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以及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同时揭露蒋介石对日妥协，放弃国家主权的可耻行为。

　　“日军自三月二十一日起，又增调辽吉黑三省留守部队，开集辽西绥中一带……同时日军以二十余架飞机，掩护轰炸，低飞投弹，劳苦群众死伤甚多，房屋被烧的，触目都是，一眼望去，尽成焦土，使人感到无限的伤心惨目！”

　　1934年7月31日，《红色中华》记者专门“晋谒中央政府毛主席，访问关于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问题”。

　　《红色中华》以大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题为《同志谈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文章。这篇谈话揭露了不顾民族危亡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大举进攻苏区，阻挠红军北上抗日的事实，表达了红军将士彻底粉碎“围剿”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信心。

　　“来，把华北也出卖给你！”一名士兵说罢，伸手将一名日本浪人拉上岸边，后者企图从海上一脚跨上中国的。

　　这是1933年5月8日刊发在《红色中华》第77期的一幅漫画，把军阀出卖华北主权、签订条约的丑恶面目暴露在世人面前。

　　苏区时期的《红色中华》，不仅报道内容丰富，还刊登了100余幅漫画，60余幅图表、地图，图文并茂地为苏区读者介绍国内外时局以及苏区的、经济、文化图景。

　　中央根据地新闻出版研究专家严帆分析说，报纸要让读者喜爱，除了刊发高质量的新闻稿件外，离不开优秀的版面设计、美术插图等。

　　“这些红色漫画，大多采用简朴活泼的形式和粗犷的线条，内容鲜明、尖锐，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刘付春研究发现，针对当时群众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情况，通俗易懂、简便易行的漫画成为重要的宣传体裁，以帮助苏区群众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红军的主张。

　　批判的锋芒也毫不留情。苏区时期，少共中央巡视员郑茂德在于都县巡视工作时，为了找钱“下馆子”，竟然偷卖了县保卫局的一匹骡子。

　　此事被揭露后，《红色中华》在第134期发表了一幅《贪污分子郑德茂》漫画，画中戴着五角星帽子用“办公费”大吃大喝的郑茂德，脑海里正想着一匹骡子，贪污分子的丑陋形象跃然纸上。

　　1929年12月，在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案中，对红军宣传工作做了明确规定。

　　“军部宣传科的艺术股，应该充实起来，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画报。为了充实军艺股，应该把全军绘画人才集中工作。”

　　那一时期的苏区，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漫画作者，代表人物有黄亚光、赵品三、胡烈等，无论是在中央苏区各地的墙报、传单、标语上，还是在战壕壁上、防空洞里，都能看到他们的漫画作品。

　　1933年7月14日，《红色中华》第1版刊发潘汉年撰写的社论《反对法西斯的白色恐怖》，文章配发黄亚光创作的漫画《工农的刽子手——》，画面上的凶手举着滴血的屠刀，踏着一堆群众的尸骨，将派与人民为敌的本性揭露无遗。

　　为《红色中华》创作漫画只是黄亚光、赵品三等人的兼职，黄亚光负责过中央政府的出版工作，他还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钞票和苏区邮票的设计、绘制专家。

　　赵品三在当时则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他主持设计了红军军装，今天我们熟悉的红军“小八角”列宁帽、灰布军装即出自这个漫画家之手。

　　在《红色中华》第203期，有一张欧洲地图引人注目，地图下方，几乎以半个版面的文字介绍了英、法、德、意四个国家的概况，并分析了各个国家在世界局势当中所起的作用。

　　严帆说，这些历经战火幸存下来的漫画、地图等，生动勾勒了中国党领导的中央苏区军民所走过的光辉战斗历程，反映了苏区广大人民群众在上获得翻身解放后，享受新的文化生活的迫切愿望。

　　从创办之初的纯文字版面，到后来漫画、图表等新样式一应俱全，尽管条件艰苦，尽管没有摄影图片，《红色中华》的版面设计一直在不断改进创新，其栏目丰富多彩，有社论、要闻、专电、小时评、红色区域建设等，还办有《赤焰》文艺副刊。遇有重要的纪念日或重大的斗争事件，还出版“纪念专号”或“特刊”“号外”。

　　《红色中华》是当时中国党人宣传和组织群众，发表对时局看法的主要阵地。其中，社论最能代表她的宣传方向和导向，博古、周恩来、张闻天、任弼时、项英等都给《红色中华》撰写过社论，共计80余篇。

　　“我们在目前的任务：是大大地向外发展；是发展战争，以争取苏维埃更大的发展和胜利。可是这个时候，有一个严重问题——瘟疫问题……这是我们应该严重注意的问题，应该立即解决的问题。”

　　1932年1月13日，《红色中华》发布了第一条社论《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这是由苏维埃中央政府项英所写。当时的中央苏区面临敌人围剿，战事频繁。苏区的防疫工作成为当时紧要之事。

　　《红色中华》的栏目设置灵活轻巧，常常围绕当时党的重点工作开设专门栏目，如“突击队”“铁锤”“铁棍”等栏目，开展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

　　1933年11月26日出版的《红色中华》，在“铁锤”栏目刊登一篇《强迫命令的乡苏主席》，文章指出，宁化武层区黄金乡主席黄龙标，竟然用强迫欺骗的手段“扩红”，骗到了二十余个老头子，结果闹了一场大笑话。

　　“铁锤”，栏如其名，批评起来毫不留情。一篇篇直面矛盾而又有理有格的批评报道，像一记记重锤，锻打出一个个坚强的党组织。

　　“《红色中华》堪称是记录苏区风云的百科全书。”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图书馆档案馆馆长熊轶欣介绍，《红色中华》在聚焦时政的同时，还力求全面报道苏区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时常刊登小发明、小知识、小常识，以此便利苏区群众生产生活，如在第171期中缝设了“农业知识”栏目，刊登“养牛须知”。

　　那时，邓颖超是《红色中华》的热心读者，也是一名活跃的撰稿人。她曾在中央苏区任中央局宣传部和组织部干事、中央局秘书长等职。

　　1933年8月10日，《红色中华》创刊100期。为了庆祝“红中”百期刊，她写下了《把“红中”活跃飞舞到全中国》的祝愿：“‘红中’是从苏维埃与红军的胜利发展中，生长壮大起来的。从创刊号到百期刊的过程中，它是在逐渐的改善向前发展进步着。它的编辑比前活泼，……它的发行，由几百几千而突破了三万，走向着四万，是一个群众化而得到群众爱护的报纸。”

　　第二年八月，指明要调他到中央苏区工作，除了在“一苏”大会秘书处负责宣传工作，他还参与筹备创办《红色中华》。

　　那一年，王观澜才25岁。他们的办公场所，只有几张桌子，编辑部仅两三个人，外加两名电台报务员。

　　此后担任红中社秘书长的任质斌当时只有16岁，他记得当年虽然办公条件简陋，但大家夜以继日，组稿、写稿、编稿、校稿，很累但心情舒畅。

　　“使本报成为苏维埃运动的指针，大家努力吧。”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创刊号在“发刊词”中对办报宗旨和任务进行了这样的阐述，“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以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达到全国的胜利。”

　　34岁的周以栗是《红色中华》第一任主笔，他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曾在周南女校等当教师。其间，他认识了徐特立、何叔衡等，并通过他们认识了，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8年4月15日，周以栗在开封被捕。敌人用烧红的烙铁烙他的皮肉。周以栗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遍体是烧烙的伤痕。

　　出狱后，周以栗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中央苏区。1931年11月，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身兼红军总前委组织部长、红军中央军事学校部主任等职。

　　瑞金的冬天阴雨绵绵，周以栗带病工作，不久就病倒了。王观澜成为实际的业务主编，直到1932年8月调离红中社。

　　“她个头不高，热情活泼，操着四川口音自我介绍说：‘我叫李伯钊，来采访你’。”这是苏区时期一位红军将领眼中的红中社早期采编人员风采。

　　1931年秋到达中央苏区的李伯钊，是《红色中华》为数不多的女编辑。虽然她在第二年调离红中社，任中央红色政权办公室秘书，但依然坚持为《红色中华》撰稿。

　　在《红色中华》历任主笔中，有一位主笔的经历堪称传奇，他的工作涉及司法、检察、民政、邮电、交通、卫生、财政等多方面。

　　他叫梁柏台，25岁从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后，曾在伯力省（今哈巴罗夫斯克）法院担任审判员，从事法律研究和司法工作。

　　1931年9月，梁柏台到达中央根据地，并参与起草中华苏维埃第一部红色宪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成为红色司法开拓者。

　　他同时还是一名红色新闻人，从1932年4月开始担任《红色中华》代理主笔，采写了《今年选举的初步总结》等稿件。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梁柏台和瞿秋白等一起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3月，他在突围中不幸负伤被捕，牺牲时年仅36岁。

　　1935年6月，瞿秋白唱着《国际歌》《红军歌》，呼喊着“中国党万岁”“主义万岁”的口号，坦然走向刑场，盘腿坐下，饮弹洒血，慷慨就义。

　　大部队长征出发前夕，他曾对战友说：“我个人的命运，以后不知怎样，但是可以向战友们保证，我一定要为奋斗到底。”

　　同志为《瞿秋白文集》题词时如此赞扬：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88年来，先后有150多位新华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生命，用忠诚与鲜血写就一首首壮丽的生命赞歌：周以栗、瞿秋白、何云、李竹如、沈建图、黄作梅、李平、邵云环……

　　88年来，新华精神穿越流淌的岁月，融入新华人的生命，一代代新华人始终践行“对党忠诚、勿忘人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新华精神，记录下时代风云，书写着不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