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出发使我深切的（地）感觉到，我知道中国的事情实在太少了。到处看到的东西，在我都是新鲜的、生疏的、不熟悉的。必须经过一番请教之后，我才能认识它们，同它们交起朋友来。”这是1943年3月27日，张闻天在其调查报告《出发归来记》中发出的感悟和思考。报告中，他结合实践深刻而精辟地论述了调查研究的意义、目的和方法，同时热烈而诚恳地叙述了自己思想的转变。

　　1942年1月26日，当破晓的晨光渐渐拂去朦胧的雾气，张闻天与任弼时、李富春、杨尚昆在杨家岭挥手告别，踏上前行之路。在他的带领下，“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一行10人开启了为期一年多的蹲点调查。其间，他们的足迹遍布陕北和晋西北的几十个村庄。

　　“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张闻天进行了严肃的自我解剖。他意识到自己对于中国实际情况缺乏深入了解，便主动要求到农村去“补课”，开展调查研究，以求“行动上的整风”。

　　经中央批准，张闻天从中央处、中央党务研究室等部门抽调了9名干部（其中包括他的夫人刘英）组成调查团，前往陕北、晋西北进行调查。此次调查，意在深入农村，研究农村经济，重点考察如何发展农村生产力，以适应抗战时局之变动。

　　1942年2月14日，正是农历除夕，张闻天率领调查团来到陕北神府县，这里是已历经土地而无“地主阶级”的区域。他将调查团分成4组，并选取了8个自然村。其中，地处窟野河畔的贺家川是神府县政府所在地，也是当时最大的一个自然村，张闻天决定亲自对其展开调查。他调查十分详细，统计非常具体。如关于生产力状况，不仅要知晓各种土地类型及等级，各种作物在各种土地单位面积上的播种量、施肥量和常产量，各种牲畜的使役量、租借用办法、全年经济效益、草料消耗量，还深入研究了为什么高粱产量低但农民仍要种植，为什么贫苦人家不种小麦、大蒜，甚至连牛、驴、猪、羊、鸡、兔的粪各有什么特点，他都了解得清清楚楚。28日，张闻天带领调查团在贺家川赶了一次集，他们看见有人专养公驴，拉到集市上来配种，一次就要收三斗黑豆。如此高昂的价格，但养公驴这行当长久以来却被视为“贱业”。张闻天当即告诉县政府的同志，毛驴几乎是陕北唯一的畜力，用处很大，要打破旧观念，鼓励多养配种公驴。养的人多了，收费自然就会降低。

　　在具体调查过程中，张闻天采用开调查会、个别谈话以及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他指出，调查研究要从干部和党员着手，但只是经过他们，不能经常停留在那里，要从他们里面钻到社会里面去。他几乎每天都与群众开展谈话，上至县委、乡支书，下到学校教员、商人小贩、豪绅、二流子等。为保证调查的真实性，他化名张晋西。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大家都不知道其真实身份，纷纷称他为张团长或者老张。

　　而在了解完情况后，张闻天都要去实地看一看。如针对大家反映村中水利工程失修、打水的风车搁置不用等问题，他就专门抽出时间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将考察结果写进调查报告中：“路家南窊的两个风车，现在均搁着不用，贾家沟也有两个风车未用。如贺家川、孟家沟、贾家沟的大部分水利，现在均已失修了。”

　　群众所想与党所掌握的不一致，这是党的方针政策不能得到落实的根本原因。在张闻天看来，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群众，由于一些干部长期脱离群众，导致“党八股”盛行，群众因此对党的工作不满意。而调查研究的首要对象，便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它们是群众身边最常见的，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没有关于它们的调查研究，任何阶级路线与阶级政策都无法执行。在《出发归来记》中，他不由感慨：“我们这类知识分子，常常喜欢‘昂首向天’，在天上的星星中间寻找世外的、奇异的‘理想’，面对于这些事情，则简直看不起，认为太卑鄙、太功利、太平淡无奇，以致采取漠不关心、熟视无睹的态度。我们不了解这些最平凡、最普遍、最常见的事情，是牵连到千千万万人民生活的事情，一切伟大的理想，如果同这类事情脱离了关系，那是一个铜钱也不值的。”

　　“老张是党的大干部，可从没有架子，处处体察民情。”在任家湾村民的记忆中，戴个眼镜，身穿布衣，经常笑呵呵的张闻天让大家倍感亲切，都很愿意将心里话向他倾吐。

　　在离开神府县后，调查团于4月13日抵达晋西北地区的中心——兴县。经与区党委商量，他们选定了14个自然村，随即展开调查。兴县属于既未经过土地又无大地主的小农耕作区，因此，调查团将重点聚焦于土地问题，同时调查商业、手工业、文化教育及环境等。

　　与此同时，敌人蠢蠢欲动，自5月起，日军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扫荡”，矛头直指兴县。在紧张激烈的反“扫荡”斗争中，调查团随敌情变化，多次疏散至黄河西部。张闻天曾在日记中记录下这段艰难岁月：“1942年5月16日因敌入兴县，于早上过河；5月21日上午过河东、返任家湾原住地。这是第一次。第二次，6月25日因敌情关系转移河西，晚12时到后杨家沟；7月20日下午过河回任家湾。第三次，8月9日情况紧张又过河西；8月17日上午动身，下午2时回任家湾。”

　　虽然频繁在黄河两岸来回奔波，但张闻天对调查工作丝毫不松懈。他住在任家湾村一户农民家中，白天去到村头、地边，晚上就在炕上、灯下与老乡们促膝长谈，唠家常。张闻天告诫调查团成员，一定要善于接近群众，诚心诚意抱定当群众小学生的态度，一切不懂的事情都应好好地向他们请教。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让张闻天对于农村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5月25日，他参加任家湾公民选举大会，针对众人的表现，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上面来的三人绝对包办，村干部完全处在群众地位，但他们偏说这就是。（二）对被选的人不知道的多，有人提出举手赞成就算。（三）女公民不参加讨论表决，另到旁边闲谈，也无人去注意她们。（四）提本村公公打媳妇问题，无人发表意见。”看似随意、朴素的话语，却直抵人心，揭示出农村社会内部的深层次问题，呈现了乡村生活的最真实面貌。

　　张闻天视调查研究为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和决策基础，非常注重调查方法。他拟定了11项调查内容，如农村阶级关系变化、土地占有、经济借贷情况等，要求调查团成员分别深入各村，挨家挨户进行详细周密的调查。同时，他设计了许多表格，记录下大量数据，并及时整理分析。每当发现不清楚、有矛盾的地方，就再次回到群众中重新调查。“决不要相信，初次调查来的材料就是可靠的；应该相信，初次调查来的材料常常有很多不可靠的。可靠的材料，是要经过几次三番的调查才能得来。”此外，他还经常到账房、祠堂、墓地考察账簿、契约、家谱等，以核准、核全材料。这些经过多次补正、校正的调查资料充分展现了兴县农民的生产和生存状态，也进一步揭示了晋西北地区农村经济的实质与走向。

　　“我们住在这里研究地主的账簿，也就正像当年马克思住在伦敦图书馆里研究资本家的各种材料一样，《资本论》就是这样出来的呀！我们要弄明白中国的经济，也不能不研究马太爷家的‘账本子’啊！”

　　1942年7月，随着米脂县“三三制”政权的建立，全县、进步的形势空前活跃，形势基本稳定。9月26日，调查团兵分三路，分别前往米脂县高庙山、刘家峁、杨家沟三村调查地主经济。杨家沟位于米脂县城东南20余公里外，是全国罕见的一个地主经济集中的村庄，这里聚居着马姓55户大、中、小地主。张闻天带队来到杨家沟调查，直至11月21日才结束。而正是这次调查，形成了研究中国封建地主经济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米脂县杨家沟调查》。

　　马维新是杨家沟最大的地主，也是“马光裕堂”地主集团的代表人物。在得知他家保存有大量自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至今，近百年的买地、典地、收租、放租、雇工、经商和日常生活收支等各种账簿及文约后，张闻天欣喜万分，立即让人前去商借。马维新也并未推辞，他将这些账簿全部拿出来，任凭张闻天他们研究。浩如烟海的账簿仅一次就堆满了半间房屋，张闻天同调查团秘书马洪及刘英一道，仔细地对账本进行整理。马洪打算盘，张闻天拉计算尺，刘英则帮忙抄数据、材料，三人前前后后忙了几十天。他们详细研究了马维新自18岁接替其父管理家务近40年的经济状况，并深入剖析了他兼并土地的活动。自光绪十年（1884）以来，马维新共买地736垧，其中，从“典地”转变为“买地”的有550垧，在全部买地中占比高达74.7%。由此可证明，马维新兼并土地的主要形式就是从“典地”转变为“买地”。调查需要实事求是地在史料中耕耘。在揭露其剥削本质的同时，他们也发现马维新擅长经营，且生活简朴。“他从十八岁起一直到现在管理着他的经济。并且发展了他的经济”，“他治家极精明，不任意花钱……所以他的经济一直到一九三三年均在向上发展的过程中”。

　　但是，只有马太爷家的“账本子”还不够。在杨家沟的56个日夜里，调查团广泛搜集县志、碑记等书面历史材料，同时遍访村中家家户户，了解情况，逐步形成了一份关于杨家沟地主的调查报告。他们用详实可靠的材料说明，封建地主阶级如何以地租为基础，并结合高利贷和商业剥削，残酷吞并农民的土地，以及大地主如何对中、小地主进行弱肉强食的土地兼并情况。

　　在结束对杨家沟的调查后，张闻天又前往米脂县城、绥德等地进行了短期商业调查。1943年2月中旬，他接到中央通知，要其立即返回延安，参加中央局会议。于是，他和刘英即中断调查，于3月3日回到延安，调查团其他成员则继续调查至4月底。

　　出发，是为了“补课”，补缺乏基层实际经验这一课。而张闻天也不负所行，他带着对广阔农村社会真实客观的认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归来。谈及此次调查的重要收获，张闻天内心的炽热呼之欲出。在《出发归来记》中，他真情实感地写道：“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与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这就是我出发归来后所抱着的愉快心情。”他进而指出，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党员的终身事业。“濯足长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应该真心诚意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长期努力下去。这是张闻天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又一次飞跃。

　　《出发归来记》得到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他看后当即批示中央“各同志阅”。时至今日，文中那些精辟而深刻的话语，如“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把自己的一切工作，放在坚固的唯物论的基础之上”，读来依旧振聋发聩。正如1982年9月23日中央处研究室《调查和研究》首次刊印该文时所说：“这篇文章，在实践的基础上，精辟地论述了我们党人对于调查研究应当采取的态度，和进行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今天仍然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