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布利丹毛驴面临的是经济学家所说的选择问题。 经济学家所说的选择是，人的是无限的，但用于满足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要决定用什么资源去满足哪些。 这就是资源配置问题。 经济学的目标正是要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 其实每个人也和布利丹毛驴一样，面临在两捆干草之间做出选择的问题。

　　布利丹毛驴做不出选择而饿死说明做出选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其根源在于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有所得必有所失。 为了得而失去的东西被称为机会成。 就布利丹毛驴而言，它选择一捆干草必须放弃另一捆干草。 放弃的干草就是得到的干草的机会成本。 经济学家常说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就是指任何选择行为都有机会成本。

　　经济学家在谈资源的稀缺性时，往往指客观存在的物质资源，如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等等。 因此，选择就是要实现有限资源下的最大化。 在按照这种思路做出选择时，人们往往把收入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或其他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目标，忘记了个人的能力———包括创造财富的能力和享受财富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布利丹毛驴犯的正是这个错误。 这头驴子的消费能力（能吃的干草）是有限的，在两捆干草中吃一捆就足够了。

　　驴子毕竟是驴子。 在寓言中，驴子都是愚蠢的，所以才有蠢驴之说。 但人们在嘲笑驴子时却往往忘记了，他们有时也会像驴子那么蠢。 一个既爱白马王子又爱大款，不知和哪一个结婚好的美女，不就是一头漂亮的布利丹毛驴吗？ 一个女人不能同时与两个男人明媒正娶地结婚（这是法律给出的限制），与白马王子结婚的机会成本是放弃财富，与大款结婚的机会成本是放弃美色。 两者都不愿放弃，就成了布利丹毛驴。

　　像美女这样的布利丹毛驴选择困境也许并不具普遍性，因为美女毕竟是稀缺资源，白马王子和大款都想得到。 但每个人都面临类似的困境。 每个人都面临从事什么职业的选择。 从政当官，有地位有权力，但不能发财；从商当企业家，有钱，但无权无地位；从文当学者，有地位，但无钱。 这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三捆干草，每捆都诱人。 但人的能力有限，只能从事一种职业。

　　只选一种者可以成为成功的家、企业家或学者。 类似布利丹毛驴者往往一事无成。 但世界上的布利丹毛驴真还不少。 一些当官者还想发财，利用职权戴一顶教授博导、甚至院士的帽子，结果成了或沽名钓誉者，被世人所不齿。 一些从商者一心想当官，花钱买官，犯了行贿罪。 至于那些一心要钻入官场或发财的文人，结局也是不伦不类，没学问只好去剽窃。 这些人不都成了饿死的布利丹毛驴吗？

　　每个人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选择是事业与家庭生活幸福。 这种选择不同于布利丹毛驴在两捆干草之中选一捆的选择，而是要在两捆干草中求得一种平衡。 这就是说，布利丹毛驴觉得两捆干草都好，可以每捆干草都吃一半，不至于饿死，或两捆都吃掉撑死。 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资源稀缺），对事业与家庭幸福的期望是无限的（无限）。 正确的原则不是为了一个放弃另一个，而是在两者之间选择一种平衡。 那种为了事业（赚钱或当官）而放弃家庭幸福，或者满足于过一种小日子而没有追求的人，都是布利丹毛驴，因为在这两者之中完全放弃了另一个，实际上仍是一事无成。 你见过家庭后院起火而事业成功的人，或者一事无成仍有家庭幸福的人吗？ 《笑傲江湖》中的岳不群选择了当五岳盟主而放弃其他一切，最后不就是布利丹毛驴饿死的下场吗？

　　经济学所说的最大化并不是物质的最大化。 对一个社会而言，最大化并不是 ＧＤＰ最大化，对一个人而言，最大化也不是财富最大化。 社会的最大化是社会福利最大化，ＧＤＰ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社会福利提高的基础，不能把 ＧＤＰ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是因为 ＧＤＰ并不等于幸福。 个人的最大化是幸福的最大化，财富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幸福的物质基础，不能把财富作为唯一目标是因为财富并不等于幸福。 社会应该协调发展，人也要追求全面的幸福。

　　许多人都把经济学作为一门赚钱的学问，认为它能使一个国家 ＧＤＰ增长或使一个人发财。 这是一种误解。 布利丹毛驴式的错误正由此而来。 在学习经济学时，要记住英国文豪萧伯纳的一句话： 经济学是一门使人生幸福的艺术。

　　市场经济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经济制度，为这种制度服务的现代经济学也必须从永恒不变的人性出发。所以，学经济学首先必须了解———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性善和性恶的争论，但无论哪一派都认为存在抽象的普遍的人性。 “性相近，习相远”正说明了这个道理。 那么，人性变不变呢？ １３ 世纪亚美尼亚作家奥洛比安的寓言“伶鼬和老鼠”说明了人性的不变性。

　　有一只伶鼬狂热地爱上了一个小伙子，它向爱神祈祷，把它变成一个美丽的少女。 爱神满足了它的心愿，它幸福地与自己心仪的小伙子结婚了。 在热闹非凡的婚礼上，突然一只老鼠从门口跑过去，这位新娘忘却了一切，狂奔过去追老鼠。 作者的寓意是： 本性难移，动物和人概莫如此。 中国的“白蛇传”与这个寓言同工异曲。 你看，白蛇都变为人了，但蛇的本性仍不变，饮了雄黄酒就要露出本性。 中国有句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这里的本性主要不是指个人的性格，而是人类共同的本性。 现在我们都承认，人的本性是利己，即所从事一切活动的目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 现代生物学证明了这是人和动物的本性。

　　经济学是建立在对这种人性承认的基础之上的，因此，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是理性人假设。 理性人就是一切行为的目标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 经济学正是在这一假设之下研究资源既定时的最大化问题。 对社会是 ＧＤＰ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对个人是收入和效用最大化，对企业是利润最大化和企业资产价值最大化。 正是在对这种最大化的研究中得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

　　离开了这个假设，经济学的全部内容都要被推翻。一些经济学界内外的学者对这个假设提出过不少批评。 一些人举出了许多事实说明人并不自私，比如舍己救人，愿意为保卫祖国而牺牲，或者富人在死后把财产捐给社会等等。 这些现象的存在是不是与理性人假设矛盾呢？ 我们不否认利他主义行为的存在。 而且也不否认，人性中除了利己之外，还有同情心、关爱同胞、关心社会等善良的一面存在。 同时，我们也不否认提倡奉献精神的意义。 但是承认人利己的本性与这一切并不矛盾。 理性人的假设不仅正确，而且必要。 说理性人的假设正确，并不是说它适用于每一个人（例如这个假设就不适用于雷锋这样的英雄）和每一个人的一切行为（一个为个人利益做事的人在祖国危难之际也会牺牲自己保家卫国），这是指它适用于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 这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大多数人从事活动的出发点都是个人利益。 说理性人的假设必要是因为，经济学作为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必须有一个确定的假设前提。

　　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误解还来自另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 把利己与利他、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对立起来。 经济学的最伟大发现正是把利己与利他、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统一了起来。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对经济学的开创性贡献正在于此。 理性人的假设是斯密提出来的，他并不是赞扬这种利己性，只是承认它是无法更改的人性———正如伶鼬变为美女仍忘不了抓老鼠一样。 他认为，每个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可以实现社会利益。 他说：“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 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把这种对个人利益追求引导向社会利益的是“看不见的手”，即价格机制。 每个人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要最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资源，这时整个社会就实现了资源有效利用。 承认人的利己，又把利己引导向利他，正是市场经济的伟大之处。

　　传统社会是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把人性看作万恶之源，要求人们“克己复礼”。 结果怎么样呢？ 整个社会处于上千年的停滞状态，人民生活极其贫穷。 利己的人性消灭了吗？ 老百姓的人性被强制消灭了，但倡导灭人性者的人性都发展为兽性。

　　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他们提倡的是自己根本不打算去实践的伪道德。 一部《十日谈》正揭露了这些伪道学、假正人君子的丑恶嘴脸。

　　任何一次启蒙运动都是从对人性的承认开始的。 市场经济制度把人的利己心和利己行为变成了增加社会财富、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

　　市场经济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也创造了辉煌的精神文明。 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人性升华了，越来越多的人更关心他人和社会。 亿万富翁不再成守财奴，而成为社会公益事业的赞助者。 我们不否认市场经济下还有罪恶，但与传统社会比一比，哪一个更好？

　　与生俱来的人性是不能改变的———无论是用暴力还是道德说教，我们只能利用与引导人性。 伶鼬改不了抓老鼠的本性也没什么，反正它的体形已是美女了。 这个与它结婚的小伙子利用它的本性来消灭家里的老鼠，甚至可以让它为邻居抓老鼠赚钱，岂不既符合了它的本性，又增加了自己的收入，为社会也做了一件好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