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风俗史研究日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下数千年，民俗习惯、社会观念变化极大，并非凝滞不变。例如乌龟当今常用作喻指卑下龌龊之物的喻体，而在唐宋及之前则是神灵长寿的象征。一些事物在中古以前被大众喻指为好的东西，而后却变为贬义的喻指。对我国文化风俗变化的研究，有利于对中华民族传统思维、心理的研究。历史上大众对驴子的态度变化即是一例。

　　谈起驴子，小时候在乡下长大的人都很熟悉，其明显特征就是耳朵长。早在两千年前，汉代许慎《说文》载:“驴，似马，长耳。”在现今幼儿的眼里，难以分辨驴、马和骡，老人就会告诉小孩:“驴耳朵长，马耳朵短，骡子耳朵听满疃。”北方人称村庄为疃。这和大文豪莎士比亚诗句的意思一样:“I am an ass,indeed; you may prove it by my long ears”。意即:证明驴子的标志就是那一对长耳朵。西方谚语也说:“The ass is known by his ears”。意即:驴子以耳朵闻名。

　　今天百姓常以“驴”喻恶劣、聒耳之事物。如谁的嗓子粗沙难听，就叫“驴嗓子”；谁的脾气暴躁，就叫“驴脾气”；谁的脸长难看，就说是“驴脸”；谁胡说八道，就叫“驴唇马嘴”；没有影儿的将来期限，就叫“驴年”；诗文拙劣，就是“驴鸣犬吠”；在长官面前跑来跑去，就叫“驴前马后”；爱听别人的悄悄话，就叫“驴耳朵”；谁的花招耍完了，就叫“黔驴技穷”。爱钻牛角尖，就叫“驴拉磨，一条道儿走到黑”。故事片《美丽的大脚》写山村女教师张老师带山村孩子到京城参观，学生王大河向城里人学驴子的叫声，被张老师狠训了一番，认为是对乡下人的侮辱。在今天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大众语言里，驴子成为人们喻指乖戾、刁钻、倔强、愚笨及粗鲁的喻体。而在中古以前的民俗观念和语言中并非如此。

　　古代人们认为驴鸣悦耳，每每喜闻之。考其开风气者，应为后汉戴良(字叔鸾)的母亲。范晔《后汉书·逸民传》载戴母“喜驴鸣”，儿子戴叔鸾“常学之，以娱乐焉”。戴叔鸾是位孝子，可以想见，为了让母亲高兴，他学习驴叫一定是学得惟妙惟肖。魏晋时期的风流名士们，多喜模仿驴鸣，认为有音乐感，竞相延习，并不以为粗俗聒耳。如刘义庆《世说新语·伤逝》载曹魏时著名大文士王粲喜闻驴鸣之声，在他死后的葬礼上，“文帝临其丧，顾与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皇帝曹丕的意图当然要认真领会，说不准大家还在暗暗比赛谁学得像呢，以表明是在真正地沉痛哀悼，从而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真如同一场艺术比赛演出。魏晋名士们的确风流，即使葬礼也是那么潇洒、旷达而轻松。又载名士孙楚凭吊同乡友人王济，“临尸恸哭，宾客无不垂泪。哭毕，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这就如同今天悼念死者，长歌当哭，齐唱死者生前喜欢唱的歌曲以寄哀思一样。因为此故事，驴子又有“孙楚声”的雅称。

　　诸葛亮之兄诸葛瑾的长子叫诸葛恪，据陈寿《三国志·吴书》载，诸葛瑾“面长似驴，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入，长检其面，题曰诸葛子瑜。恪跪曰:‘乞请笔益两字。’因听与笔。恪续其下曰‘之驴’。举座欢笑，乃以驴赐恪。”这里虽也有以驴揶揄之意，但国君赏赐给你驴子，那是莫大的荣光。诸葛瑾字子瑜，这就是在古代诗文里驴子又称“子瑜面”的由来。

　　王粲是曹丕之父曹操的幕僚，比曹丕大十岁，可谓曹丕的长辈。曹丕和孙楚，都是忠诚而深切地学摹驴鸣，以表示对死者的怀念，并非滑稽取笑之举。魏晋风流喜学驴鸣，虽属当时反世俗礼教的行为流露，但不能不说也是一种时尚。这极可能是因为驴鸣时间跨度大，有节奏，嘹亮，有起调、和收尾，极富音调特色，具有一种使人警醒的音响效果。正因为此，佛教有名言至理云:“通身是眼，不见自己；欲见自己，频掣驴耳。”意谓凡夫俗子不了解自我，只有经常拉扯(掣)驴耳，使驴大声鸣叫，才能警醒自身，认识自己的佛性。这容易使一般俗民百姓领悟佛理。

　　在唐宋时期，驴子是重要的出行工具，畜力骑乘的等级次序为马、驴、骡、牛。可知骑骡子的身份并不高，驴子为老二，比骡和牛还高级一些。唐代王梵志诗云:“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后来演化为黎民俗语:“别人骑马我骑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见，骑驴可使心情坦然而有一种满足感。驴子不像马那么高贵、骄气，具有平民性的特点，所以在唐宋前后，佛教传经者常以驴子作比，通俗地向民众阐释佛理禅机。如《景德传灯录·大乘赞》将不知道自身即带佛性的凡夫俗子，称作“骑驴觅驴”。又云:“不解即心即佛，真似骑驴觅驴。”又如南北朝时汉译佛经《出曜经》卷15记载一则故事:一位远行人到南天竺国，被一个咒术巫人变形为驴，不知东南西北，数年不得归乡。有人告诉他，南山顶有一种草，叫“遮罗波罗”，若人被咒术，吃了此草，即可恢复人形。已变为驴子的远行人说，不认识此草，该当如何。同伴告以诀窍说:“汝以次啖草，自当遇之。”那驴形人便上南山低头一路吃去，果然吃到“遮罗波罗”草，恢复人形，并“采取奇珍异宝，得与同伴安稳归家”。可知在那时人们观念里，驴有好报。

　　驴子的体貌长相不如马高大英俊，力量不如牛大，脾气不如骡子好，再由于我国古代中原马少驴多，马匹价格颇贵，古代只有达官贵人才骑马，平民只能骑驴。因而驴子又成为无官的隐士和文人雅士的坐骑了，给人以虽清贫却很旷达的感觉，反而成为高雅潇洒的象征了。宋代《合璧事类》载，传说李白曾乘醉骑驴经过华阴县城门，县官有眼不识泰山，进行审问，李白说:“天子殿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这是何等气派！宋代御府藏有《李白骑驴图》，可见骑驴乃高雅之行为，邵宝《太白像》诗赞道:“仙人骑驴如骑鲸，睥睨尘海思东瀛。……醉来天地小于斗，鞭策雷霆鬼神走”。以骑驴渲染诗仙飘逸高大的形象，宏伟的气魄。那简直不是驴子，而是充塞天地之鲲鲸，连鬼神也低首跟从。史载唐德宗时的“山人宰相”李泌就骑驴。五代时著名道士陈抟也常常骑驴子。传说中的张果老也骑驴，而且还是倒骑。

　　驴子还能激发诗人的诗情。大诗人杜甫是“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才写出《兵车行》、《三吏三别》等那么多的好诗。李商隐《李长吉小传》在他“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他骑着大驴(距驴)，白天到野外寻找诗歌创作的素材以及灵感，回家后稍加润色，即成为妙诗。苏东坡经常同弟弟苏辙骑驴同行吟诗，有诗为证:“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和子由渑池》)。陆游也是“细雨骑驴入剑门”(《剑门道中遇微雨》)。一路在驴背上诗思泉涌。驴子在人们心目中，得到上至名士诗人、下到黎庶民众的好感。文人骚客还给驴子起了许多雅号，如“面长”、“广额”、“倒骑”、“子瑜面”、“孙楚声”、“骑莫觅”，等等。旧时汤文璐《诗韵合璧》还载有一段咏驴子的韵文，写得也极富情趣，赞慕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