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三站还不叫镇，叫公社。三站公社经常有两个二十多岁的小男人，光天化日之下，一前一后，胯下两匹枣红色高头大马，有时从东到西，有时从南到北，昂首挺胸“哒哒哒”地来回遛着。

　　那两匹马毛色鲜亮，高大威猛，四蹄之下尘土飞扬，敦实的上还烙有一排奇怪的数字。围观的人多了，两个小男人缰绳一勒，两匹马后腿站立，前腿腾空，引颈长啸，鬃发飞扬，整个三站都能听到它们“咴咴”的叫声。

　　配马站位于公社的西面，几间砖房，一个宽大的院落。院子里有两付木头架子，横平竖直，冰冷僵硬，绳绳套套的，看起来有些恐怖。

　　一提起配马站，无论是三站的大人还是小孩，脸上霎时堆满猥琐的笑。因此好奇心极强的我尽管心里痒痒，却从未去过那里看个究竟。

　　那个时候，我最感兴趣的事情也与马有关，那就是冬天的午后跑到铁匠铺，看侯铁匠和他的徒弟给马挂掌。

　　铁匠铺位于公社的南面，临街。铺里共有两个人，一个姓侯，我同学的父亲，三十多岁，师傅；另一个不知道姓啥，二十来岁，徒弟。师徒二人身上扎着大围裙，从脖子拖到脚底，油乎乎硬邦邦的。炉火旺盛，火星四溅，两个人你来我往，叮叮当当地打着铁，两张大汗淋漓的脸在熊熊炉火的映衬下闪着别样的光。一旁的我则一动不动地坐在门口那张黑不溜秋的板凳上，瞪大眼睛，出神地望着铁匠铺里的一切：烧得通红的铁，“咚咚”作响的大铁锤，红彤彤的铁扔进水槽里掀起翻滚的水花，还有屋子里浓浓的雾气。

　　看得时间久了，也觉得有些乏味。正在这时，铁匠铺的小木门“吱嘎”一声开了，一个高高大大的身影猫着腰进来，一边摘下头上挂满霜花的棉帽子，一边大声喊着“侯师傅，挂马掌”。我顿时兴奋起来，“噌”地从凳子上跳了下来，抢先跑出屋去。这时两个铁匠也放下手中的活计，嘴里叼着烟卷儿，一前一后走了出来。

　　屋外立着一付木头架子，类似双杠，长和宽刚好容下一匹马，四根立柱和马腿平行，架势和配马站里的有点儿像。主人将马赶进去，固定住。侯师傅的徒弟先用一根绳子拴住需要钉掌的马蹄，用力向上提，翻转过来，呈V形，蹄面朝上，然后绑在立柱上。这时候，侯师傅开始登场，接过徒弟递过来的锋利的月牙刀，一点点将马蹄上不规则的角质削去。之后再用一把烧红的烙铁，在马蹄上烙来烙去，一缕青烟腾空而起，抽一下鼻子，有点儿像人的头发或者羊毛焦糊的气味。马有些不安，余下的三只蹄子开始踢踏。这时侯铁匠再将一U形带孔的铁掌置于马蹄之上，自上而下叮叮当当地往铁掌的几个孔里钉钉子。钉子透过马蹄四周的角质后，被一柄铁锤硌着，形成倒须钩，稳固地挂在马蹄的外侧，马掌便挂完了。马挂了掌，俨然人穿了一双“不倒翁”鞋子，冬天走在冰雪路面上就不怕打滑栽跟头了。

　　那时候马最多的地方，当然是生产队了。三站公社有十六个大队，每个大队又有四到五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都有许多大牲畜，出苦大力的牛呀马呀什么的。爸在生产队当人头马面的会计，我便有了更多的机会去生产队的场院里玩，捉迷藏、逮蝈蝈、灌蝼蛄和田鼠，有时也看生产队的牛倌儿马倌儿用一米来长的大铡刀“咔嚓咔嚓”地铡草、牛和马“唿嚓唿嚓”地吃草，那声音干脆、香甜而悦耳，听得我的嘴里也堆满了唾沫。

　　而马圈的味道的确不好，那是发酵的马粪和沸腾的马尿搅拌在一起洋溢出来的咄咄逼人的气息，浩荡扑面。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三站东北十多里地的三老窝棚看电影。夜里天降大雨，几个小伙伴有家难回，又无处躲雨，便一头钻进了当地生产队的一个马圈。听着马们此伏彼起肆无忌惮的屁声，嗅着马们浓烈得钻肺入腑的尿臊味，我们昏昏噩噩地和素昧平生的马们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那时，最盼的就是生产队死个牛呀马呀什么的。牛呀马呀一死，家家户户奔走相告，比过年还热闹。女人们拖着孩子，夹着洋瓷盆子，一窝蜂跑到生产队，一边咽着唾沫，一边眼巴巴地盯着生产队长手中那把血淋淋的刀。有头有脸的，能分到大腿肉；像我们这样苦大仇深的，每次分到的都是哈喇皮带板筋的部分。尽管这样，妈包蒸饺的时候，我们仍兴高采烈的，围着热气腾腾的锅台，盼着饺子快点儿熟，快点儿熟。饺子出锅了，夹开一个，一个肉蛋蛋儿，流着黄澄澄的油，咬一口，香死了。

　　生产队解体后，我家和二伯家共同分到了一匹马。马土，个子矮小，皮毛斑驳，东一块西一块的，像生了秃疮。即使这样，我和二伯家二哥仍像宝儿一样，天天牵着它，四处遛弯儿。有的时候即使走出了很远，回来的时候也在马的后面小心翼翼地跟着，不忍骑它一次。

　　马整天威武地打着响鼻儿，一点儿也不比配马站的那两匹整天不干好事儿的马逊色。后来才听人说，我们的马得了类似鼻炎的病，算是绝症，很难治愈。几个月后，那马真的死掉了。当天晚上我和二伯家二哥拒绝吃那马的肉，呆坐在芳草萋萋的西甸子上，一直到月亮升起大人们扯破嗓子连喊带骂地找寻我们的时候，才抹着眼泪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