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驴”似乎都没什么好印象,和驴相关的词语里,驴的出现都和“愚蠢”、“笨拙”、“固执”有关系。其实,在中国古代,驴是勤勤恳恳的家畜,甚至它们的背上驮着不知道多少知名的诗词文人,但最终“驴”还是得到了“蠢”的名声。
大多数人认为,野驴是家驴的野生祖先,在埃及和近东地区大约是在公元前 3000~公元前 2000 年的青铜器时代被驯化为家驴的。
中国的家驴,乃是公元前数千年以前,由亚洲野驴驯化而来。具有多种类型的亚洲野驴,距今日,依然有少量野驴在亚洲内陆繁衍生息。但在我国内地,所有的史前文化遗址中,都没有发现野驴。
司马迁笔下写到驴,皆称之“匈奴奇畜”,说驴是一种进口动物“驴”字,在篆文时代才有,早期右侧并非“户”字,而是“卢(盧)”。
辽宁首次在朝阳半拉山红山文化慕地发现至少5000年大型祭坛墓主陪葬品惊人,我们都知道的是,精美的“玉猪龙”。实则,除了“玉猪龙”,墓葬中发现一精美的石人头像,从五官看是域外人种。且在祭祀坑中,发现两头驴的骸骨:一大一小两头驴,有部分肢骨和下领骨。那么驴至少在5000年前就出现在祭祀或陪葬中。驴在祭祀中的形态和作用,为“卢”。
也就是说,驴在红山文化时代是存在的,但中途消失了一阵子,后来又回到了人们面前。这时候,就说是秦朝的“引进品种”了。在秦以前,驴还只分布在新疆、内蒙古等地。自秦始逐渐由中国西北及印度进入内地,当作稀贵家畜。
约在公元前200年汉代以后,就有大批驴、骡由西北进入陕西、甘肃及中原内地,逐渐在先民的农业生产中作为役畜使用。中国家驴中现有部分驴,仍保留着野生驴的某些毛色、外形特征以及特性。同时,也不排除古代由国外引入家驴的可能性。
中国驴约有30种以上的品种,其中优良品种如关中驴、德州驴、佳米驴、泌阳驴、广灵驴、河西驴等久负盛名。
马,代表速度、壮实、诗情画意、驰骋沙场,最重要是代表着社会中的好阶层。一匹毛色匀称、四蹄生风的黑马、白马、红马,是古人斑驳陆离的想象力和接壤苍穹的驿站。
对于马的称赞,古人都是不吝用绝佳词汇的。称马的速度为浮云、赤电、绝群、逸群、紫燕骚、绝尘、九逸,无一例外都是超越光、影、色、空的名称。
相反在“驴”的身上则负面许多。凡是涉及驴的词,几乎没个好的,像驴、蠢驴、笨驴等等,不一而足。《水浒传》第十九回:“别的众人都杀了,难道只恁地好好放了你去,也吃你那州尹贼驴笑!”第四十三回:“却恨撞着那驴鸟,我如何敌得他过。”第五十一回:“有认得的喝道,使不得,这是本县雷都头。白玉乔道,只怕是驴筋头。”
驴属马科。性温顺,富忍耐力,但颇执拗。堪粗食,易饲养,抗病力较其他马属动物强,寿命比马长。《本草纲目》说它“长颊广额,磔耳修尾,夜鸣应更,性善驮负。有褐、黑、白三色,入药以黑者为良”。因驴的妊娠期为 12个月,故民间常用炖驴肉汤为孕妇保胎。
驴的工作一般是挽、驮及拉磨亦可供人骑乘。在古代,尤其唐宋时期,驴是平民百姓最常使用的出行工具。驴还有一个奇特的名字叫“卫”,唐人尤其称驴为卫。据宋高承《事物纪原·虫鱼禽兽·卫子》说:“世云卫灵公好乘驴车,故世目驴为卫子。或曰,晋卫玠好乘跛驴为戏,当时称驴为卫子以讥玠,故有蹇卫之称。”明王志坚《表异录·毛虫》也说:“驴曰卫子,或言卫地多驴,故名。或言卫灵公好乘驴车。或言卫玠好乘跛驴。”
古代女子和老人出行一般多骑驴。比如着名的张果老倒骑驴。骑驴似乎也是神仙和隐士的标配,《水浒传》引首中写道:“那时西岳华山有个陈抟处士,是个道高有德之人,能辨风云气色。一日骑驴下山,向那华中正行之间,听得路上客人传说,如今东京柴世宗让位与赵检点登基。那陈抟先生听得,心中欢喜,以手加额,在驴背上大笑,颜下驴来。”陈抟在历史上的传说也很像半仙。
中国古代诗多有骑毛驴旅行的经历,诗人喜欢骑驴,似与毛驴有着不解之缘。骑驴几乎成了诗人的标志。《唐诗纪事》引《古今诗话》中的一条记载:有人问诗人郑綮新近有无诗作,郑綮回答说:“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这位诗人回答得很果决,诗思只有在驴背上才能产生,离开了驴背,哪还会有诗情?
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也有骑驴的经历,而且骑驴的年头还不短,他在诗中说自己“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毛驴是他主要的交通工具,“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示从孙济》)。中唐诗人李贺,也是个终日骑驴游走的主,《新唐书》本传说:李贺每天早上太阳一出,就骑上毛驴到山野间转悠,背着个古旧的破锦囊东瞧瞧,西望望,有了灵感就在驴背上记下来,装进锦囊里晚上回家整理成篇。
乘驴出行,驴拉车,在北宋很多名画上经常出现,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如王安石那样的宰执大臣,退下来后仍旧是骑头毛驴在金陵转悠。驴作为骑乘工具,速度比牛快,耐力比马好,便于饲养,价格便宜,各种道路都可以走;而且驴的性情也较马温顺,骑起来也安全,不仅车可以租赁,“租赁驴”也应运而生。
马在古代,地位之所以很高,原因不仅仅在于马在农业生产中所发挥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马在战争的战略性地位,这是其他动物都无法取代的优势。骑兵是古代战争中的重要兵种,其速度飞快,攻击力大,防守性强的特点,注定了这一队伍的重要特性。
马在古代不仅在农业生产及军事战争方面非常重要,同时,在一些高规格的祭祀和重要的会盟当中,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因此古人对于“马”是有着无法取代的情怀与崇拜的。因此,只有特定等级的人才能够有资格骑马出行。
相反,“驴”在人们眼里,就像是日常出行的工具而已。中国古人的文化里,无论何种生物都会究其出身,驴子是来自匈奴的畜力,虽外形酷似马,但却不具备马的高大帅气,并且来路不明,没有任何文化底蕴和渊源,异邦产物通常会被认为是浅鄙之物,连叫声也被说成是驴鸣似哭,马啸如笑。在以雅相尚为上流社会审美的心态之下,这种蠢、笨的动物是不能和雅沾上边的,因此也是得不到上流社会的认可的。
驴远没有马的威武雄壮,相比奉为神的“白马”,驴的颜色又以灰、黑、栗为主,容易让人产生朴拙、苍老甚至凄清的感觉。
我们在中学都学会一篇课文叫《黔之驴》,从这篇故事中可以看出,在柳宗元心目中,驴是蠢的代表。因此被人轻视贬低,而驴身形瘦小,任劳任怨,走起路来看着病恹恹的,自带一种失意的气质,因此诗人骑驴,也大多衬托自己的失意心境。
汉魏时期,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王粲深受曹操、曹丕父子信任,被南北朝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誉为“七子之冠冕”。就这样背景的大学子,居然特别爱听驴叫。王粲为曹氏父子篡汉兴魏的大业殚精竭虑,41岁时英年早逝,曹丕以曹操人的身份前去祭奠。
在葬礼上,曹丕向同来吊唁的部下命令说:“王粲平生最喜欢的就是驴叫了,让我们共同放声,一起学驴叫,为他送行。”于是,曹丕带头开嗓高叫,手下人立马应声狂吼,一时间驴叫四起,声震云天。
喜欢驴叫的文学家不止这一位。西晋文学家孙楚也是学驴叫的高手,他的好友王济官拜侍中,特别喜欢听孙楚学驴叫,喜欢到什么程度呢?两人只要一见面,王济总要让孙楚叫几嗓子,每次都能听得如痴如醉。后来王济去世,前来悼念的孙楚说道:“你平时就爱听我学驴叫,现在我为你最后喊一嗓子吧!”
我们都知道一个词语叫“猴年马月”,但实际上这个成语原本写作“驴年马月”。《新华文摘》1981年第4期中有段话:“研究研究,研究到驴年马月!”刘洁修《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也收有“驴年马月”释义为:“以十二属记年。其中并没有‘驴’,‘驴年’则纯属子虚;生肖不能用来称月,‘马月’亦属乌有,因而‘驴年’或“驴年马月’表示没有期限。”
千年来,“驴”一直以“蠢笨”又“温顺”的形象固化下来,对于“驴”这种动物的一系列“矮化”,映射出对于人类社会阶层的等级分化。同样为坐骑,不同的动物也反映了不同的阶层。
参考资料:《汉字里的中国 咬文嚼字精选一百篇》陈璧耀;《巟诞·荒诞 文字考古现场》田炳;《中国古代交通》 李楠;《关于驴的林林总总》商子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