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调查中，几乎所有已婚并且有儿子的被访者都表示，他们在城市里忍受打工生活的苦涩与孤独都是为了攒钱盖房子。盖房子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儿子的婚姻。对于那些单身的被访者而言，如果父母已经花钱给他们盖了房子，他们就可以更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收入。少数家里还没有准备房子的未婚被访者也并没有十分担忧，他们坚信自己的父亲会及时为他们盖房子的。所有的男性农民工都在抱怨房价上涨太快。另外，令他们感到不快的还有今天的女性都太现实，以至于没有房子的男人是没有机会找到结婚对象的。人们发明了“裸婚”一词，指男性在没有房产的情况下成功地结了婚。在中国的家庭中，儿子往往被家族赋予传承家族姓氏和血脉的“崇高使命”。因此成家立室对男性农民工而言不是一种个人选择，而是个人对家庭的义务。与儿子有结婚的义务类似的是，父母，尤其是父亲，有相应的责任来保证自己的儿子能够拥有缔结好婚姻所需要的东西。在中国农村，父母的责任包括修建并装修房子、支付彩礼以及举行婚宴。我们的被访者估计，对男方而言，一场婚礼的总费用经常能高达50万元：

　　20万—30万元修建和装修房子，另外20万元用于婚礼本身。如果按照我们被访者收入的中位数3000—3999元一个月来计算，一个普通的男性农民工即使一块钱都不花，也需要工作超过十年时间来为儿子的婚礼攒钱。虽然亲戚之间会为了盖房子和筹备婚礼而互相借钱，但是父母仍然需要偿还这种借款。许多50多岁的男性农民工就是为了偿还儿子结婚时的借款而仍在城市打工。

　　鉴于儿子的婚姻给父母带来的沉重的经济负担，那些已经为儿子盖好房的父母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因为最近几年房价上涨得太厉害了。对于那些有不止一个儿子的男性农民工来说，负担就更重了。我们有14个受访者家里只有女儿，他们都很庆幸自己不用为盖房子的事情而忧心。未婚的男性农民工则在个人希望生养女儿和为家庭生育儿子的义务之间纠结。这是我们所发现的中国父权制中存在的一个矛盾。儿子被认为在延续家族香火上扮演着核心角色，因此父母必须资助他们的婚姻。这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同时也使得年轻一代的男性逐渐地更倾向于生养女儿而不是儿子。虽然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女儿变得更受欢迎，但是她们在父权制家庭结构中仍然处于次要地位。农民更加倾向于生儿子并不是他们想要如此，而是他们必须如此。中国传统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另外两种不孝的行为是：阿意曲从，陷亲不义；家贫亲老，不为禄仕）。我们的受访者对这种观念仍然有很强的共鸣。例如，我们曾经遇到一位没有孩子的男性农民工，他把自己打工的全部积蓄都用来治疗自己的不育。生养儿子的义务在中国父权制中构成了另外一个矛盾，即性别比的失衡使得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备受青睐（Murphy，TaoandLu，2011）。给儿子成家立室的重要义务进一步增强了女性在婚姻中的谈判能力。女性，曾经作为“多余的”孩子，最终因为她们的相对稀缺而在婚姻市场中获得了更强的谈判能力，她们使用这一权力为自己争取到了婚后从娘家居住，而非从婆家居住。

　　在另一个层面，虽然中国女性被要求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顺从她们的父亲、丈夫和儿子，但是我们所有的受访者在定义女性气质的时候都将其建立在女性管理家庭的能力上。许多人甚至认为管丈夫是女性的责任之一。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性别规范在从传统社会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的转变中发生了变化。也可能反映了女性角色的阶层差异，关于女性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儒家思想主要在上层阶层中被积极地奉行着。这也可能是之前的研究过于将从属的角色和刻板印象投射在了中国女性身上。无论如何，男性关于“贤妻”的概念仍然有几个层面的内在矛盾。虽然农村男性肯定了妻子应该拥有管理家庭的能力，但是他们同样要求妻子表现出一定的顺从和恭敬，他们期望妻子能将丈夫和夫家的利益摆在妻子自己和妻子娘家的利益之上。他们坚定地认为自己的角色应当是一家之主。正如来自河南的26岁工厂工人小王所说：

　　女人嫁进了男人的家庭。男人要说了算，对吧？……她（妻子）应当是个讲理的人。她应该知道什么时候要给你面子。

　　在此，我们看到了中国父权制的另外一个内在矛盾：妻子被期望能够“管住”她的丈夫和管理“他”的家庭，但是同时她必须是温柔的、顺从的。因此，女性需要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一方面行使她的权力，一方面这种权力要保持在一定的、不言而喻的界限之内，从而维护男性主导的传统观念。她绝对不能让丈夫丢脸，也不能公开挑战他作为一家之主的角色。她应该知道什么时候以及如何顺从他，从而维护他的权威。绝大多数男性都重视家庭和谐；这进一步演绎成娶一个不会大吵大闹的妻子、一个在争吵时能让丈夫一点的妻子、一个能忍一下他坏脾气的妻子。那么这些矛盾在男性农民工和他们妻子的婚姻权力谈判中是如何体现的呢？

　　城乡迁移为婚姻权力谈判制造了新的张力，因为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在返乡的意愿方面有显著的差异（Zhu，2007；ZhuandChen，2010）。男性农民工基本上认为他们的城市生活只是暂时的而且是纯粹工具性的。来自湖南的27岁餐馆老板小阮解释道：

　　我在城里就是赚钱。我不会在这里定居的……等我存了足够多的钱之后，我绝对会回老家的……就像落叶归根一样……我绝对会回老家的……首先，我在城里没有什么亲戚。第二，我是一个传统的人，喜欢在老家农村的那种感觉。第三，城里房价太高了，经济压力很大。更不用说本地人歧视我们……我留在城里赚钱，但是我一定会离开的。时间到了我就回老家……农村有人情味……我的邻居、我小时候的朋友、我的回忆和感情。我们村不像城市这么富，但是那里有信任……你可以对别人敞开心胸。在外面（城市中），你遇到不同的人，然后你把自己隐藏起来，不会有多少社交生活。

　　男性农民工总是将他们的村庄与无忧无虑的青少年时光、家庭之间的互助以及邻里之间的情感联系在一起。而另一方面，城市给他们造成了压力，这些压力导致了他们的挫败感，也给他们带来了孤独感。

　　户籍制度将农民工排除在城市公民权之外，使他们的子女被公共教育拒之门外。户籍制度增强了男性农民工在城市里永远被当作“外人”和被城市居民歧视的感受。尤其是当男性农民工将城市生活的孤独和疏离与乡村社区中的人性温暖和被接纳感对比起来的时候，这种反差特别明显。来自湖南的27岁厨师小潘告诉我们：

　　我会回去，然后在老家盖个房子。我不会在城里买房子的……在农村更像家的感觉。邻居都互相串门，一起玩儿。那样挺好的。你可以今天去这个亲戚家，明天去那个亲戚家。大家都很亲切。在城里这是不可能的。在城里，有时候你甚至都不会跟你隔壁的人说一句话。

　　但是，与男性农民工对农村老家的喜爱和毫不迟疑的忠诚对立的是妻子对定居城市的期望，特别是当妻子的娘家住在城里或附近的情况下。女性用来支持自己定居城市或者婚后靠近娘家居住的理由包括：她们的父母可以来帮助照看小孩、城市便利的设施和交通系统、干净卫生的城市居所和环境，以及最重要的是她们在城市中的工作机会和独立收入。

　　农民工群体中除了存在关于定居计划的性别差异之外，城乡迁移同样激化了夫妻之间关于家庭财务的争论。男性农民工在城里打工可以挣到更多的钱，但是与此同时，这也增加了夫妻之间关于财务争论的频率。城市是大众消费的领域，能够让人花掉血汗钱的无处不在。夫妻俩可能会因为买什么和花多少钱买而产生分歧。因为长期不在孩子身边，作为父亲的男性农民工总是在回家探亲的时候给孩子买衣服、玩具和好吃的零食，从而补偿他们的留守子女。务实的妻子则倾向于储蓄，从而反对丈夫的这种慷慨大方，或者批评他惯坏了小孩。

　　许多男性也表示，他们的妻子反对他们抽烟、喝酒和，因为所有这些习惯都是要花钱的。但是，抽烟、喝酒和是男性农民工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跟朋友、伙伴在一起的时候要做的事情，削减这部分活动的预算也就意味着削减了他们的社会纽带。一些男性被访者也说，男人需要获得同伴的认可，因此需要为朋友花钱，比如请朋友吃饭；但是这些也可能会导致夫妻矛盾。男性对数码产品（例如手机）的喜爱很难被妻子所接受，因为妻子认为消费这些流行产品都是在浪费钱。最常导致婚姻冲突的应该是丈夫的问题。我们的问卷数据显示，在189名回答了与相关问题的男性受访者中，有一位受访者（0.9%）说自己会每天，6.9%的受访者会一周赌一到两次，11.1%的受访者会一个月赌几次，另外19.6%的受访者一年会几次。受访者也许低估了他们的情况，因为一位受访者抱怨说问卷问题太过笼统，偶尔打牌或者打麻将不应该被算作。7位受访者在深度访谈的时候承认他们曾经或者仍然成瘾。我们另外听到有两个离婚故事都是由于丈夫的赌瘾所导致的。在农村，农闲时候的对于农村男性来说是很平常的事情（Hsu，1971）。在城市里打工的男性农民工与老乡则是为了排遣工作中的枯燥、孤独和单调。一位男性受访者后悔自己当初决定做保安，说那份工作实在是太乏味和缺乏挑战了，以至于他和许多同事都为了寻求刺激而沉迷于。一开始，男性农民工可能会只在休息的时候跟老乡们一起玩牌，进而发展到每天下班以后光顾地下赌场。不仅仅会使男性农民工失去婚姻，也有可能令他们失去生活生计。一位受访者告诉我们，因为他输掉了自己的出租车。有些男性农民工在城里辛苦工作，当回到老家探亲休假的时候，他们时常通过来排遣打工生活的艰苦，结果将自己赚的血汗钱全部输光。一位男性农民工说自己严重沉浸在中的那段时间，曾有好几个月都留在老家，而没有回城打工。因此，是男性农民工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有些人用以逃避城市打工生活的单调和孤独；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也不时因为而中断。

　　如果说丈夫的对妻子来说是件很难控制的麻烦事，那么当丈夫光顾卡拉OK或者店的时候，妻子们会觉得麻烦更大，变得更加无力。许多妻子不允许丈夫去那些地方不仅仅是因为那里消费昂贵，也担心丈夫会跟那里的女人发生婚外情。但是，如果女性留在农村老家而丈夫在城里工作，她常常会缺乏相关的信息和途径来控制丈夫出入这些娱乐场所。虽然在我们的样本里只有两位男性农民工（32岁的木工小曾和29岁的电工小包）承认在打工生活中有过婚外情，但是许多被访者都表示他们知道至少一名男性农民工因为跟妻子长时间分离而“在外面乱来”。害怕只身在外的丈夫有婚外情是促使女性离开乡村来到城市的因素之一。我们的定量数据也证实了在同一座城市里工作的打工夫妻是很常见的，已婚男性受访者中大约59%的人（81人）

　　在2012—2013年的头五次田野调查中1，我们请115位接受深度访谈的受访者填写了一份简短的调查问卷，询问他们如何看待如下的观点：“男人是一家之主，家里最重要的决定都是男人来做。”3.5%的受访者“强烈反对”这种说法，19.3%的受访者表示“反对”，23.7%的受访者表示“不同意也不反对”，40.4%的受访者表示“同意”这种说法，12.3%的人表示“强烈同意”。那些选择“不同意也不反对”的受访者解释到，他们觉得夫妻应当进行讨论、尝试达成共识，然后一起做决定。这些数据结果表明，115位男性受访者中，超过一半人（52.7%）认同传统的规范：家里由男性做主，婚姻由男性主导。考虑到中国家庭系统的范式与通常的实践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在问卷里我们还询问了受访者他们家庭中的大部分决定是否“由妻子或者夫妻双方共同”做出。1.8%的受访者表示这种表述“完全不符合”自己的现实情况，21.5%的受访者表示“不符合”，34.2%的受访者表示“说不清”，31.6%的受访者表示这种表述“符合”自己的现实情况，7%的受访者表示“非常符合”。这表明在现实中，仅有23.2%的男性是家庭的主要决策人。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解释这种差异呢？一方面，我们的受访者都认可男性主导的家庭范式，另一方面在他们夫妻关系的实践中通常是夫妻共同做家庭决定，或者妻子主导家庭决定。我们的深度访谈资料表明，男性农民工会区分家庭中的大事儿和小事儿，并且坚称自己对大事儿具有最终决定权。来自广东农村的18岁的酒店服务员小马这样总结说：“小事儿，女人可以拿主意；大事儿必须由男人来拿主意。”“大事儿”基本与这些事情相关：（1）夫妻俩在哪里定居，是靠近夫家还是妻子的娘家？（2）妻子应该对哪个家庭付出自己最大的忠诚，是自己的娘家还是婆家？（3）妻子应当留在城里，还是回老家照顾老人和小孩？“小事儿”则主要指跟家庭开支和丈夫消费相关的事务。

　　男性农民工对上面所提到的头两件“大事儿”似乎不太可能妥协，因为它们对维系以父权制和从夫居为基础的中国家庭体系至关重要。31岁的单身鞋匠小唐跟打工以后认识的女朋友分手就是因为女朋友家里需要一段入赘婚姻。入赘婚姻会根据婚前协议的具体安排而有所不同，但通常男性需要跟他妻子的家庭一同居住，并让孩子跟着妻子姓。小唐拒绝了入赘婚姻，主要是因为他所说的“男人的尊严”，即男性在家庭和社区中的地位，也是男子气概所需要的符号性的界限：

　　她们家没有儿子。所以她父母想让我入赘到她们家。不管她家里多富有，这都是不可能的……我会被别人看扁的。不管我走到哪儿，我都会被认为是低人一等的……她父母会永远都看不起我。我会毫无立足之地的。我说什么都不算数。而且不管我做什么，我都要得到他们的允许……可能有的人觉得入赘她家也没什么，因为她家里有钱。但是我不行！

　　26岁的小陆因为同样的理由跟交往三年的女朋友分了手。小陆跟前女友都是从农村进城打工的，2006年在东莞认识。一开始，女友的父母抱怨说小陆家太远了。后来，当他们同意小陆和前女友的婚事的时候，他们告诉小陆希望他能进自己家门并且小孩以后跟妻子姓，这些条件实质上让小陆的婚姻成为入赘婚姻。小陆同意了这样的安排，但是他的父母坚决反对，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会让家门蒙羞。

　　除了入赘婚姻，已婚女性如何在婚后分配她们对家庭的忠诚度也成为对男性农民工而言越来越有争议的问题。从文化上来讲，女性在婚后不应该在经济上资助她的父母，在农村地区，即使她们想这样做也没有独立的收入来源。但是，现在许多农村女性进城找到了有收入的工作，因而她们有了自己的经济来源可资助父母。尤其是家里没有兄弟的女性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婚后继续支持自己的娘家，她们认为这是正当的也是必要的。但是男性农民工反对这种做法。来自湖北的32岁的木工小曾之所以离婚就是因为他对妻子（同样也是农民工）在婚后继续对娘家表现出的忠诚和经济上资助她的父母感到不满。他觉得女性在结婚以后就应该跟随丈夫，正如中国传统俗语讲的：

　　人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了个猴子满山走”……如果她想听她父亲的建议，我不是在抱怨什么，那只能说明我们俩不能在一起了。

　　绝大多数男性农民工也拒绝在婚后跟妻子的娘家住在一起，或者住得离他们很近。38岁的建筑工人老武就是因为妻子坚持要跟她娘家住得很近而结束了第一段婚姻：

　　她妈在广州……我们结婚以后就去了广州打工。一开始，她妈想把她（第一任妻子）的户口（从我老家）迁到广州……后来她（第一任妻子）说她不会回我农村老家了。她想在广州买房……她跟她妈很亲近，她妈又结过一次婚，是跟一个男的在广州结的婚……离婚在我老家是很少见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因为离婚之后再找一个老婆是很难的。

　　虽然老武认识到离婚对他的名声会造成负面的影响，但是老武仍然不愿意在从夫居的问题上妥协。当男性农民工在这个问题上妥协的时候，他们会面对来自父母和大家庭的巨大压力。在中国的家族体系中，这样的人会被认为是家族的背叛者。来自河南的34岁保安老张抱怨自己的兄弟就像“嫁出去的女儿”一样，因为结婚之后兄弟搬到了湖北跟妻子的娘家住在一起：

　　他们搬去了湖北。孩子也是在湖北出生和长大的……房子都是盖在了湖北。他不打算回我们农村老家了。虽然我父亲有两个儿子，但是我兄弟就像个嫁出去的女儿一样。现在我是唯一留下的儿子……两兄弟，但是现在只有一个（儿子）。

　　老张为自己履行了儿子的义务（比如供养年迈的父母）而感到骄傲；他照看着家里的土地和房屋。但是骄傲背后，是老张因为兄弟而感到的失落和背叛，因为兄弟的决定违背了从夫居的习俗。这不是说男性农民工就要切断自己妻子和她娘家之间的联系，比如老张就跟妻子的娘家保持着紧密的关系，而是他们希望妻子的娘家应该处于次要的位置，而夫妻俩应该对丈夫的家庭保持更高的忠诚度。例如，当他们需要在节日拜访双方家庭的时候，正日子要留给夫家，拜访妻子娘家的时间应该在正日子之前或者之后。26岁的已婚农民工小王也讲到了这种特意的安排：

　　过年的时候，我们先去她（他的妻子）家，初一之前我们会在那里待几天。女婿拜访岳父母是必需的……会需要一些安排……然后我们就回我父母家过年……全中国都是女的嫁进男的家里，男方家应该是第一，对吧？

　　在我们前五次的田野调查中，我们询问了115位男性农民工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养家糊口是男性的主要责任。”没有人表示“强烈不同意”这种说法，8.8%的人表示“不同意”，9.6%的人表示“一半一半”，48.2%的人表示“同意”这种说法，30.7%的人表示“强烈同意”。这表明115位受访者的绝大多数（超过80%）认为男子气概主要建立在养家的基础上。如果男性是主要养家的人，那么即使夫妻俩都在城里打工，女性也会是家里主要的照顾者，在有需要的时候就要返回老家照顾家庭。来自河南的34岁的建筑工人小蒋实事求是地讲道：“我老婆当然要回去照顾小孩了。小学和中学是小孩最关键的时期。”

　　在我们调查的137名已婚受访者中有大约42%的人（57人）是独自进城打工的。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结婚之后将妻子留在了农村老家照顾老人和小孩。例如，来自湖南的50岁的建筑工人老陈一直在城里打工，而他的妻子则留在老家干农活、照顾他们的四个孩子，一直到最小的儿子长到18岁。在那之后，她到城里跟老陈团聚，并在一家工厂找到一份工作。老陈坚持认为男人应该离开老家到城里来工作，从而供养家庭，而妻子则应该留在家里照顾小孩。用他的话说：“只想着挣钱而把孩子留在老家没人照顾是没用的。”

　　但是，越来越多男性农民工的妻子在是否履行那些他们丈夫认为的“自然的”角色方面产生了迟疑，因为与其留在农村做照顾者，她们更愿意到城里工作。小佟的妻子25岁，来自四川农村，她在儿子三个月的时候就进城工作，把儿子留给了婆婆照顾。她就是不喜欢照顾小孩，而更愿意在城里的工厂工作。虽然小佟一开始反对妻子把儿子留在老家的决定，但是他的母亲反而支持儿媳，因为小佟妻子在城里工作的收入可以增加家庭经济资源。26岁的出租车司机小周也有类似的问题。他的妻子坚持把儿子留给了小周的祖父母照顾，然后到城里打工。小周解释了他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妥协：

　　当然，她喜欢在城里工作。一个人能挣多少？当你没有钱交房租或者奶粉喝完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我爷爷能照顾我们的孩子，她绝对应该工作。对我们打工的来说，孩子出生以后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怎么赚钱来养活他们，供他们读书……

　　因此，虽然男性养家的角色是农民工男性气质的决定性部分，这些男性也希望妻子能够留在农村照顾小孩，但是许多人也会因为经济压力而在这个问题上选择妥协。

　　前面已经提到，男性农民工会区分大事儿和小事儿，然后声称将小事儿的决定权留给他们的妻子。这与他们认为妻子应该管束丈夫和管理家庭的理念是一致的。18岁的小马说：“在农村，男人就应该早点结婚。这样老婆能管住他并且确保他听老婆的。她要把他镇住，让他成为一个更踏实的人，而不是一个只知道玩乐的人。”虽然基本上妻子被期望能够约束丈夫和管理家庭支出，但是关于钱，尤其是男人在个人消费上的支出，农民工夫妻之间仍然普遍存在分歧与矛盾。接下来，我们会讨论关于男性农民工花销的夫妻谈判的四种模式：委托、沟通、表面让步以及冲突。

　　委托指的是丈夫把决策权交给妻子，但是保留否决的权力。这是最接近中国家庭范式的一种策略，妻子负责家庭财政的同时，也被赋予管理丈夫经济的权力。采用这种模式的男性农民工会将自己的全部工资交给妻子，只在需要的时候向妻子要钱花。如果妻子留在农村老家，男人则会留下一小部分工资作为日常支出而将剩下的钱都寄回家。

　　我一块钱都没有……都是她的名字。我都不知道任何细节……我知道她不会乱花钱的。她知道她应该做什么，我不会去管她的。”有些男性会解释说这种方式跟村里的规范是一致的，另外一些人只是简单地接受这种方式而已，因为不这样做，他们就会花掉所有的钱。来自河南的32岁的店铺老板小刘承认：

　　如果是我来管钱的话，我会全花光的。我会用来喝酒、吃饭、去卡拉OK和店。跟朋友吃饭的时候我喜欢埋单。我喜欢足部，我会都赌掉的，还有……你知道……偶尔还有（老婆以外的）女人。

　　沟通的特点是在做决定之前夫妻俩会讨论。这种策略强调的是沟通、讨论和达成共识。比如，来自江西的26岁工厂工人小峰就说他和同在一个城市打工的妻子会“互相商量”和“讨论事情”。采取这种策略的男性农民工表示他们跟伴侣有平等的权力。为了确保权力的实行基于共识，他们会建立相关机制来防止任何一方在达成共识之前把钱花掉。来自湖南的26岁的小邓在是否将他的积蓄用来做小生意的问题上无法跟妻子达成共识，因此夫妻俩决定，由小邓将他的积蓄存到里，然后由妻子来保管小邓账户的。这样的话，他就不能在妻子不知情或者不同意的情况下花掉积蓄了：

　　我想做个小生意……她担心我们可能会赔钱。我告诉她不要担心太多。如果我们担心太多的话，我们这辈子都只能打工……

　　采用这种方式的男性农民工通常都会考虑到妻子对家庭的贡献，要么是经济上的贡献，要么是为家庭提供了重要的服务。来自广东农村的41岁的老金强调在做重要决定的时候他都会跟妻子商量，因为这样才是“合理的”和“平等的”。老金的妻子留在了农村老家照顾两个十几岁的孩子：

　　她对我父母很孝顺。她把孩子教得也很好。她不（有偿）工作，但是我觉得她的工作对家庭来说比我的更重要。我整个家庭都靠她。我只是赚些钱……我没有照顾整个家庭的能力。

　　老金把妻子为家庭做的事情看成真正的工作，没有因为她不挣钱而否定她的贡献。他将家庭当作一个男人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强调家庭幸福重要性的老金总结说，妻子在家庭中的角色使得她成为家庭决策过程中的关键人物。

　　表面让步指的是丈夫做出一些小的妥协，但是对妻子的要求其实是阳奉阴违。采用这种谈判策略的男性农民工会采取不同的策略，包括做出小的让步、假装认可妻子的观点或者背着她花钱。比如，来自四川的20岁的小林不顾妻子的反对，仍然坚持抽烟、喝酒和，因为他无法想象在与同伴的社交活动中不会涉及这三项活动。他尝试减少对香烟的消费，例如不在屋内抽烟或者不在妻子面前抽烟，同时他也降低了的程度：

　　我曾经是重度烟民。现在我老婆怀孕了，我在家里抽的少了……少一点吧……但是对男人来说不抽烟太难了。抽烟提供了一种聊天的环境。男的就是在抽烟和递烟的时候开始聊天的。我递给他们一支，他们递给我一支……如果我不抽烟，他们给我递烟的时候我就不能接。这样感觉很奇怪。喝酒也是。抽烟和喝酒，绝大多数男的都不能不做这两个……我有时候，如果不赌会觉得无聊，但是我赌得都很小，一块两块那种。

　　小林说当他做出一些小的让步的时候，他妻子看起来就挺满意的。只是不知道当他们的孩子出生、这个家庭面临更大经济压力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41岁的出租车司机老孙时常口头上应承着妻子。当妻子抱怨他花时间跟朋友交往、花钱跟他们一起喝酒吃饭时，他会口头答应妻子：

　　你看这儿有挺多我的朋友和老乡。有时候我会跟他们在外面待到很晚。当她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会在电话里告诉她我很快就回家了），但是我不会真的很快就回去。她经常对我很生气，然后几天都不理我。但是之后日子还得继续。

　　冲突的特点是丈夫使用暴力来让妻子停止对他花销的抱怨，而不是跟妻子协商他个人花销的选择。35岁的工厂工人小谭来自贵州，是家里赚钱养家的人，因为她的丈夫曾经有的问题。小谭和她丈夫同时被介绍给我们，他们与两名访谈员分别访谈，而两段访谈都显示出他们的关系中存在家庭暴力。小谭在访谈中告诉了我们她的家暴受害史：

　　如果他只是偶尔玩一下牌，来放松，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每天都去，也不管孩子，然后每次我抱怨的时候，他就打我。

　　我老婆对我太严格了。就像，就是不行不行。她会告诉我不要去（），然后一直说一直说，我完全能想到她会说什么。

　　来自河南的34岁的工厂工人小苏告诉我们，当他和妻子因为钱的问题吵架的时候，他会对妻子使用身体暴力：

　　都是关于钱。我们吵架。她说我不应该那么大手大脚地花钱……男的都想有面子，如果我跟朋友出去吃饭，有时候我埋单，有时候他们埋单……有时候是关于我买的电子产品。她觉得这些都是不必要的消费。她非常节约，很在意钱。

　　小苏每个月挣3000—4000元。他妻子因为加班挣得比他多。小苏觉得很难接受自己在这段关系里是“挣得少的那一个”：

　　有时候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一个男的挣得比女的还少。我每天都在问自己。每天。为什么她挣得比我多？这当然很难接受。我作为男人应该是养家的。结果我没法养家。结果是我妻子赚了绝大部分的钱。

　　小苏使用身体暴力来让妻子停止对他花销的抱怨可能是一种重塑男性气质的策略。妻子更高的收入看起来对小苏造成了地位的冲突，也挑战了他的男性身份。城乡迁移为农村女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获得经济独立的机会。在许多案例中，女性农民工因为可以在厂里加班而挣到比她们丈夫更多的钱。

　　本章讨论了由城乡迁移引起的或者与之相关的夫妻权力谈判的复杂机制，以及婚姻中男性主导的传统模式的持续和变化。本章也讨论了城乡迁移如何对夫妻权力协商制造了新的张力。我们的分析表明，许多男性农民工会区分大事儿和小事儿。他们在有关父权制度和从夫居的大事儿中尽量维护自己的主导地位，虽然他们有时候也会做出妥协。例如，绝大多数男性认为男人在外工作、女人在家照顾家庭的模式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他们常常迫于经济压力而做出妥协。对于妻子不再做家庭成员的照顾者而离开家庭到城里打工，他们不会反对。一方面中国女性被期待成为家庭管理者，具有管理丈夫财务的义务，另一方面她们又被期望成为顺从、恭敬的妻子。这就使得夫妻之间权力谈判变得微妙而具有争议。我们讨论了四种有关家庭财务的夫妻谈判模式：委托、沟通、表面让步和冲突。委托的策略最接近男性允许妻子来管理他的财务的传统模式。对妻子作为财务管理者的人品和能力都有信心的年长男性更有可能采用这种模式。在采取沟通模式的夫妻间，家庭和丈夫的财务都会通过讨论和共识或者共同决定的方式来管理。重视妻子通过参加有偿劳动或者完成无偿家务劳动以及照顾小孩而对家庭做出贡献的男性，最有可能采取这种方式来协商家庭的财务问题。表面让步指的是那些做出小的让步，但实际上对妻子的要求阳奉阴违的男性所选择的模式。最后，我们讨论了那些用冲突代替了谈判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丈夫通过身体暴力来让妻子停止对他消费习惯的抱怨。有问题或者挣钱比妻子少的男性农民工似乎最有可能采取这种方式。对他们来说，暴力不仅仅是让持反对意见的妻子安静下来的方法，也是在地位倒置的关系中重新建构男性尊严的方法。这些不同的回应选择反映了由迁移引起的或者与之相关的夫妻权力谈判中策略的多样化，反映了谈判过程的争议性，反映了规范的家庭模式和实践之间的矛盾性，也反映了男性农民工所认可的规范性性别理念和城乡迁移家庭的社会经济现实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