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厚道”二字，蕴涵丰富，它是谦逊，是诚恳待人，是光明磊落，是敢于承担责任，是严于律己，是为国家为人民多做好事……

　　不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的那句话。彭老总说：毛主席说“聂荣臻同志是个厚道人”。我再加一条，用我们湖南话说：荣臻同志是个“驴驹子”，死了也可以瞑目了。

　　彭老总所说的“驴驹子”，就是北方的小毛驴。毛驴吃得少，干得多，走得远，能负重，和后来人们常说的“老黄牛”很相近。彭老总的意思是，毛主席给了父亲这么高的评价，父亲可以满足了。

　　据杨成武将军回忆，1967年7月下旬，当时在南方巡视，他向请示出席“八一”建军节40周年招待会的人员名单时，指示，军队几位元帅都要出席招待会，并对几位元帅作了评价。谈到我父亲时，又说道：“聂荣臻是个厚道人。”

　　对我父亲的这个评价，很多了解、熟悉父亲的人，都认为是很中肯的。在他们眼里，父亲对党无限忠诚，大局观、组织纪律观念很强，作风正派，为人忠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温良谦恭让，遇事敢于承担责任，顾全大局，不争功，不诿过。尤其他从来都是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不搞阴谋，更不在背后整人。

　　范济生、刘长明、甘子玉这些老秘书，跟随父亲多年。他们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父亲从不背后议论人，更不随便说人家的坏话。对人对事，他都是宽厚的，有仁义心肠。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光明正大者与搞阴谋诡计者的斗争，可以说从来没有停止过。远的不说，近的也不说，只说“”———一伙，一伙，康生、陈伯达之流，便是搞阴谋诡计的代表。他们靠的就是挖空心思背后整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极度的阴险、自私和狠毒。

　　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但他看人往往能一针见血，有超越常人的一面。他评价我父亲是厚道人，不会是凭空臆想出来的。他一定是通过很多的细节观察出来的。在他主政的漫长岁月里，少不了有人到他面前争宠、争功、告状、揭发，明哲保身，压别人抬自己。他一定发现了，那个叫聂荣臻的人总是很谦逊，总是很含蓄，总是不去说别人的坏话，总是少说多干，能忍则忍，谨慎为佳。

　　父亲是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遇到事情，别人不敢站出来，父亲敢于站出来，功劳是别人的，责任是自己的。

　　1944年，晋察冀开会议，进行整风。会上，有人给父亲提了不少意见，这里面有很多是过头话，是不实之词，甚至有些是人身攻击。这给在延安参加整风的父亲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父亲的情绪一度低落。抗战结束，他回到晋察冀，那些说过他坏话的人，诚惶诚恐，生怕挨整。可是父亲一律不计较，该使用就使用，没听说哪个人受到打击排挤。萧克回忆说：“他对那些同志，始终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所以，他在老同志那里有这样一句看来很平常却又极难得的评价：聂荣臻不整人。”

　　解放初期，父亲代理总参谋长时，有一天，把他叫了去，一见面就猛批，原因是认为一封比较重要的电报，没经他看，总参就以军委名义批发了。父亲当时就知道，毛主席批错人了，但他却没有吭声。后来，工作人员在翻查前一阶段的电报时，发现批评的那封电报是军委办公厅主任以军委名义下发的。也就是说，父亲替人挨了批。有人怪父亲，为什么不和毛主席讲清楚，背了黑锅。父亲说，讲什么呀？以后都注意点，不再出现这种事就是了。

　　父亲常说，遇到事情，要敢于负责，敢于承担责任，不能上下推诿。父亲的得力助手、担任过总参办公室主任的安东生前曾说过：“聂总是厚道人，老实人，受人误解，甚至代人受过，自己也不去辩白。”

　　1967年初，“大闹怀仁堂”时，父亲对、一伙不分青红皂白，打击干部子弟，表示十分愤慨。他说：“你们纵容另一些不明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不久，康生却指责叶剑英，说叶曾经讲过，中央对子弟“不教而诛”。叶剑英感到奇怪，闲聊中说，他不记得自己讲过这句话。父亲对他说：“这句话是我说的，怎么扣到你的头上啦？”

　　父亲后来专门给、写了一封信，澄清这句话是他说的，与叶剑英没有关系。这让叶帅很受感动。“二月逆流”的参与者被定性为反集团后，父亲因心脏病住进医院，叶帅给我母亲打电话，让她转告父亲，说：“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聂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父亲与叶帅的关系一直很好，他们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心有灵犀，这也是粉碎“”前后，国家命运最紧要的关口，他们能够默契配合的最重要的原因。

　　一些“”期间曾经整过父亲的人，父亲后来也没有为难他们。他说，事情过去就算了，当时情况复杂，黑白颠倒，做错点事，有时难免。

　　父亲绝不是那种没有原则的“老好人”、“和事佬”，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他是非常讲原则的，大是大非面前从不含糊。对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他总是认真研究思考，从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也不因某些因素而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当年搞“两弹”，中央上层要下马的呼声很高，父亲认为坚决不能下马，所以他宁可得罪人，也顶着继续攻关，最终坚持下来了。

　　他尤其注意组织原则，在中央对某一问题有了决定，或有了统一的看法时，他就绝不再讲个人的不同意见，也不对外暗示自己有不同的看法。他坚决贯彻集中制的原则，因为这是中国党胜利的保障。

　　父亲的厚道还表现在，他总想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给予别人。当初筹备五院时，哈军工的专家教授们最早来北京报到，当时五院还没有正式办公处所，专家们住哪里呢？父亲一时犯愁了，给专家们租旅馆住，他们坚决不干，大家都以艰苦奋斗为荣，怎么能随便花钱住旅馆？临时找点简陋房子安排他们住下，父亲深感过意不去，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住处腾出来给专家们住。母亲和我都支持父亲这样做。我们准备临时去三座门招待所暂住。虽然后来专家们坚决不同意这样安排，让房的事没有成，但经历过这件事的人却一直记在了心里。

　　父亲的厚道还体现在严于律己。20世纪60年代初，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叶群当了他的办公室主任，和总部的办公室，也陆续安排了夫人担任办公室主任。1962年的一天，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来到我家，对父亲说：“现在夫人都担任办公室主任了，可是你这里的主任还是范济生，范济生已经到国防科委任办公室主任、副秘书长，你的办公室就让瑞华同志回来当主任吧!”

　　父亲考虑片刻，口气坚决地说：“不要回来。她一直在地方工作，30年代就在地方工作，她没有在部队干过事，她到军队来干什么？”又说：“她不懂军事，回来干什么？”

　　母亲是个老资格，1952年定行政级时，她就是8级干部，直到她1995年去世，仍然是8级干部，半辈子没调过级。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觉得不合适，想给上级反映，父亲批评说：“这是组织上的事情，你们不要管。钱够用就行了，什么级不级的。”父亲对家人的用车有着严格的规定，他不准我们(包括母亲)随便用公家的车。我记得，五六十年代，母亲总是每天一大早就赶公共汽车到中组部上班，还自己带饭。有一次乘车时，太拥挤了，母亲被挤下来摔在马路边，额头肿了一个包，可她仍然坚持乘公共汽车。她对我说：“爸的车，不该我们坐。我们坐上了，心里也不踏实。”

　　关于乘车，我身上也发生过一件事。50年代我在师大女附中读书时，一个寒冷的冬天，雪下了一夜，地上的雪近半尺厚。早晨，我推出自行车去学校赶早自习，范济生秘书看见了，决定派父亲的吉普车送我。我不同意，说：“爸爸说过多次，不让我坐他的车。再说，同学看见影响不好。”范秘书担心路滑难行，就对警卫员使个眼色，警卫员趁我不备，把自行车锁上，拿着钥匙跑开了。司机怕发动汽车引起父亲注意，叫范秘书等人帮着把车推到街上。我无奈只好上车。车到西单皮裤胡同口，离学校还有很远一段距离，我怕被同学发现自己搞特殊，坚决要求下车，然后挽起裤脚，踏着没脚的雪去了学校。

　　在家里，父亲对我们这些晚辈，一贯要求严格，他对某些高级干部子女为非作歹而家长又百般包庇纵容，十分反感，曾大力呼吁“今后考核干部时，也把他对子女的教育情况列为德才表现之一，认真考核。把这一问题看得重些，才能引起足够的注意”。又说：“如果不正之风代代相传，那要不了多久，我们民族的精神、党的优良传统都将荡然无存，岂不可虞!”

　　父亲是有资格说这种话的。我是他唯一的女儿，我安心干我的工作，从来不给他添乱，我爱人丁衡高也是一心一意搞事业，我和老丁唯一的女儿聂菲，更是个规规矩矩的孩子，从小就听外公的话，从小就知道艰苦朴素，裤腿短了，接一块，继续穿。家里人一直记得一件事：聂菲上初中时，有一天放学回家，在路上想买零食吃，挑来挑去，最后只买了一块果丹皮回来。她外公看见她回来，就笑了，说：“我就知道，你最多也就是花几分钱，买个果丹皮解解馋。”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聂菲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学校里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外祖父是聂荣臻。从她身上，看不出有什么特权，她朴素得就像一个平常人家的孩子。

　　我姑妈聂荣昌的三个儿子李继津、李继宣、李继家，还有我姨妈张琪华的儿子周继刚、周继强、女儿周继英，都是从小就在我家生活。他们也是从小就受到我父母亲的教育和感染，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干事，稍有不慎，就会挨老人的批评。周继强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姨父周映渠也是个老，参加过南昌起义，以后又在新四军五师任职，1946年6月中原突围时，他被叛徒出卖，灭绝人性的敌人竟然将姨父的头颅割下来挂在城头示众。解放初，小继强来到我家，父亲爱怜地抚摸着他的脑袋说：“你是烈士的子弟，以后要好好学文化啊!”父亲母亲生活上关爱继强，上、工作上却对他严格要求，绝不因他是烈士子弟而有所放纵。我记得母亲曾对他说：“你是烈士后代，永远不要做对不起先烈的事。”

　　上世纪60年代初，表弟李继家在北京军区某部当兵，有一年春节，部队放假3天，单位领导给了他7天假，让他回来看望老人。除夕那天，继家刚踏进家门，父亲就盯上了他，问：“继家，你回来干什么？”当父亲得知情况后，严厉地说：“人家放假3天，你也不要搞特殊，过完节，赶快归队。不能当特殊兵！”结果，继家在家呆了3天，提前归队了。这件事，继家一直记在心里。后来他在部队工作，作风正派，老实肯干，多次受到上级表彰奖励。

　　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能感受到父亲的厚道作风。他和母亲经常教育我，还有住在家里的孩子们，对人要诚恳厚道，讲信义。父亲曾说，旧社会过年，很多人家贴门联，其中常贴的就有“忠厚传家”、“诗书继世”；中国传统的道德信条中，“厚”是很重要的一条，是美德之一。

　　每每谈起高级干部的家风，父亲赞扬过陈毅、陈赓两家，说他们两家的家教好，孩子们懂礼貌，忠厚传家。意思是让我们学习人家。

　　父亲厚道惯了，全家人都受他的影响。他对我们和孩子都说过，待人要厚道，要懂得如何尊重别人，诚恳待人。只有待人以诚，人家才能与你以诚相见。这就是互相尊重，就是谦虚谨慎。他还说，要善于与人共事，不要什么事都以自己的想法为标准而去与别人相争。真正原则性的分歧，必须讨论清楚，是与非要明白；工作上的意见分歧，有时也可争辩，但要心平气和，不可盛气凌人；至于个人之间一般性的分歧，最好采取“和为贵”的态度，互谅互让，互相尊重，因为谁是谁非很难说清，大多是由于个人经历、性格、爱好等等不同造成的。

　　当年搞“两弹一星”时，父亲就是这么尊重人的，所以那些大知识分子、大科学家才从内心里尊重他、服从他。

　　父亲的厚道表现在诸多方面，他对党，对领袖，对战友，对下级，对同志，对普通人，都是一样的厚道。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哪怕是面对一个普通，面对一个普通战士，说话时也非常注重礼貌，不管让别人做什么事，他都要说“请你”什么的，从不颐指气使，指责别人。

　　也许正因为他是个厚道人，他去世之后，才有那么多的人怀念他，念叨他。人们怀念他，为他落泪，并不是因为他当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