炽烈的阳光,为青藏高原褪去了冰冷的“外衣”。在这个世界上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区域,野生动物显得异常活跃。
共享一片草原的高原人,与这些精灵之间会有怎样的亲密邂逅?这里记录了三位身份不同的人,“意外地”融入野生动物的生活里,体验它们的“苦”与“乐”。
在青海湖畔的草滩上,一只体态略显臃肿的普氏原羚慢悠悠地来回跑动。怀胎六月,分娩的日子终于到了。
作为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一员,吴永林用望远镜观察着这只普氏原羚的一举一动。他皮肤黢黑,身材偏瘦,年过半百的阅历藏在深深的皱纹里。
这只母羚是第一次产羔。吴永林看到它的身体在颤抖,眼神里的神情满是痛苦。经验告诉他,普氏原羚可能遇到了难产。
吴永林小心翼翼地靠近它,然后匍匐在地,缓缓地爬过去,跪坐在原羚身边,观察“产妇”的一举一动,眼神里充满期待。
他用手抓住已露出的小羊羔的腿,轻轻地一送一拽,不一会儿,小羊羔降生了,悬着的心也落地了。因为常年的友好相伴,这只母羚没有反抗。
小家伙湿漉漉的,娇小的样子惹人生怜。吴永林把脐带等处理好,然后把小羊羔的头放到母羚怀里,看到小家伙吃到了第一口奶,吴永林便又小心翼翼地退着离开。
不断地跌倒、爬起,小羊羔打直了两条前腿,随后缓缓挺起身躯,后腿虽然不能完全笔直,但在摇摇晃晃中最终站了起来。
吴永林咧嘴笑了,然后钻回帐篷,在自己的记录本上,写下:7月25日,“高原”(给小羊羔取的小名)出生。
由于人类活动影响及栖息地恶化,曾活跃在甘肃、宁夏、新疆和内蒙古等地的普氏原羚销声匿迹。青海湖周边区域,成为它们最后的栖息地。
上世纪70年代,普氏原羚仅有百余只。随着保护力度加大,这一我国特有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恢复到近1500只。尽管如此,数量仍比大熊猫还要稀少。
从2004年起,吴永林就和普氏原羚打起了交道,并申请到一块3000亩的草场作为庇护所,主要救助那些因跨越草场网围栏时受伤,或失去父母的普氏原羚。
在这片草原,救护和繁殖的普氏原羚数量从无到有。今年仍有31只在这片草场栖息,其中13只有产羔迹象。待它们身体恢复后,将放归自然。
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吴永林会在湖边搭起帐篷,顶着烈日凛风,伴着星空露水,待上近一个月,悉心守护着它们产仔,防止出现难产或天敌伤害。
晚上九点夜幕降临,吴永林躺在帐篷里,闭上眼睛。不一会儿,便听到普氏原羚的脚步声,它们围着帐篷跳跃奔跑。有的甚至会凑过来,用头顶一顶帐篷,砰砰砰的声音,让吴永林差点笑出声来。
吴永林说,普氏原羚天生胆小,常人无法接近。他也是经过多年的努力,才逐渐“混熟”。这种非常态下的“亲密”来自友好的陪伴,普氏原羚在他眼里已如亲人一般。每次看到顺利产仔,他心里明白:地球上又多了一个小精灵。
青格利一家是青海省格尔木市巴乐格图村的蒙古族牧民,过着游牧生活。让人不解的是,他们家的马群里有一头藏野驴“混搭”其间,因为颜色和体型差异,很是显眼。
2013年夏季的一天,青格利一声吆喝,60多匹马,1000多只牛羊,离开巴乐格图村,浩浩荡荡地转场到80公里以外的山上。
青格利照常将马群从圈里放了出来,任由它们在山间奔跑觅食。这些马儿,将来也许会训练成真正的。
忽然,他和妻子才其格发现有一头藏野驴混进了马群。和其他马儿一样,这头藏野驴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
青格利说,这头小母驴当时只有两岁,应该是与驴群失散,才到他家的马群寻求“安全感”,因为它总是有意去靠近一匹成年母马。他当时并不在意,觉得过不了多久,它自然会找到自己的种群。
女儿阿力腾夏格激动地用手机记录下藏野驴在马群里的画面。她总跟别人说:“我们家太爱护动物了,所以它不害怕。”
一开始,青格利圈马的时候,藏野驴都会躲得很远,一脸茫然地望着,等马群再次被放出来的时候,它又跟马群“厮混”在一起。日复一日,藏野驴干脆主动跟着马群跑进圈里。为防止它受惊吓,青格利从来没有试图控制它。
直到秋季下山时,这头藏野驴也没有离开的意思。它远远地跟在马群后面,一路小心翼翼,看见生人就跑得远远的,然后再想方设法找到马群,直到顺利抵达青格利的家里。
藏野驴有时候会很神气,带着其他母马刚生下的小马驹在草原上兜兜转转,也不让母马靠近,“护犊”的模样让人哭笑不得。
漫长的日子里,青格利一家给予藏野驴一切自由,从不曾刻意近距离触摸过它,彼此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因为,野生动物与牧民都是这片草原的主人。
青格利一家人一直牵挂着这头藏野驴,心里早就把它当成了“家人”。“它找到同伴没有?每天能不能吃饱?会不会被天敌吃了?”这是他们经常谈论的话题。
七月的青海湖,碧蓝如洗,犹如一块巨大的宝石镶嵌在青藏高原。然而在水下,成群结队的湟鱼离开咸水湖,沿着注入青海湖的淡水河逆流而上产卵,带来“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奇观。
湟鱼是青海湖特有鱼种,是水-鸟-鱼共生系统的核心物种,2004年被《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列为濒危物种。
湟鱼洄游期间,沿湖当地公安、渔政等部门派出人员,进行24小时不间断巡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沿湖百姓投身生态保护。他们一旦发现搁浅的湟鱼,或用铁锨挖沟引流到主河道,或将拖拉机后车斗铺上塑料布做成“水池”,把湟鱼救上来后装入其中,然后转移到主河道中。为保护湟鱼,有的村组建巡逻队,查堵偷捕行为。
李一帆,这位刚察县新泉村曾经的打渔能手,其救助方式却与众不同。2015年在当地政府部门扶持下,李一帆成立了海滨藏城应急救援队,利用业余时间开展湟鱼保护和救助工作。每年湟鱼洄游季节,他们用过去的旧渔网将被困湟鱼捕上来,再进行转移。
李一帆回忆说,他的外公便是上世纪60年代村里的打渔队队长,那时候捕捞的湟鱼成卡车地往外运。他13岁就跟着外公打渔,练就了一身的“本领”。
昔日在青海湖沿岸,有十余个村庄一度靠捕捞湟鱼为生。人们把吃不了、卖不掉的湟鱼,晒成鱼干,然后用鱼干去换蔬菜和水果。
日夜不停的捕捞,造成湟鱼资源量急剧下降,由最多时的32万吨一度下降到2600吨。上世纪80年始,青海省政府连续5次实施封湖育鱼。湟鱼资源不断增长,已恢复至7.08万吨。
李一帆如今开着一个小商店,日子还算宽裕。他担任队长的救援队,共有8名队员。其中有的是牧民,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卡车司机,每年在青海湖义务巡湖至少七八十天。
每年湟鱼洄游季节,李一帆他们常常四个人一组,轮班巡湖,几乎天天“泡”在青海湖沿岸,有时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与主河道断流的河沟,多是湟鱼“误入歧途”的地方,也更是他们重点关注的区域。救援队成立两年多来,他们已救助湟鱼3万多斤。
救援队的经费来源,除了政府补贴,大部分靠队员自己掏腰包。像李一帆一样,越来越多的打渔户转型成为湟鱼保护者。在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下,过去的打渔村基本消失了。
李一帆说,普通百姓下河救助,深一脚、浅一脚,很容易弄伤湟鱼。他们有专门的工具,也熟悉湟鱼的习性,就方便安全得多。
“看到面临困境的湟鱼重获新生,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李一帆说,投身生态保护,算是对过去行为的一种补偿。再说保护青海湖,就是保护自己的家园。家乡生态好了,就会有更多的游客,自己的生意也会更加红火。(记者王宏伟、马千里、张涛、张大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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